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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另一方面在于那时的人对于启蒙时代的怀念，但怀古之情虚构了一个文人和睦的场景，艺术以写实的名义违背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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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若弗兰夫人沙龙聚会，朗读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18世纪中期，在文学共和国里获取荣誉的方式有所转变，之前靠才华，之后靠交往技巧，一个人想要出名，又不乏手段，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法兰西学院院士、黎塞留公爵（DucdeRichelieu，1696—1788）对此不满：“要进入沙龙，所有才能中首要的是善于交往。”
[410]若研究那些在巴黎沙龙中走运的人，或是科学院的选举过程，就会发现沙龙是文学界和上层社会的中介。
1775年，哈珀（Harpe）想进入法兰西学院，凭一己之力异常困难，同年3月，他在内克夫人的沙龙里朗读悲剧《流亡者》（Menzikoff，oulesexilés），关于俄国王子蒙兹考夫的故事，听众里有外交官和贵族，包括英国驻法大使、卢森堡将军和德方夫人，获得好评。
[411]1776年，该剧在枫丹白露宫上演，王后很喜欢，为哈珀清除入选法兰西学院的障碍。
鉴于此，现代学者埃利亚斯（N.Elias）说启蒙思想不与旧制度为敌，而是旧制度的一部分。
哈贝马斯提到，当资产阶级成为新型公共领域的主体时，代表型公共领域的陈规陋习就土崩瓦解。
[412]这与法国历史有出入，旧制度晚期，教权、君权和现代意识形态没有明确界限，革命前，宫廷、教会控制着主流出版物，包括《法国公报》《法国信使报》《学者报》。
1666年，在财政大臣柯尔贝（Colbert）的号召下，法国科学院（AcadémiedesSces）成立，最初的16名院士领取宫廷年金和研究经费，有年轻人做助手，在佩洛尔（ClaudePerrault）领导下编纂《学者报》，这是一群能接受新思想的学者，又不对抗宫廷。
1668—1670年，高罗（JeanGalloys）担任科学院秘书，与掌玺大臣伯什拉（Boucherat）、《学者报》主编库赞（Louis）等文学共和国的大人物熟识，借助于此，他创办了杂志《数学与物理学备忘录》（Mémoiresdemathématiquesetdephysique），内容来自科学院的会议纪要。
后来，科学院主席比农任命他为书报审查官，负责教会史和科学类作品。
[413]
文人在交往中难以避开贵族，因其掌握着各地科学院的事务，根据奥尔良地区特权阶层人头税的数据，多数院士由贵族担任。
[414]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通信的多是巴黎人，教会人员和贵族居多，与狄德罗、卢梭通信的人多是下层教士。
有才智的青年人想在文学共和国立足，要靠旧制度提携。
心底里，他们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却迫不得已或不失时机地从中谋利。
多数获益者没有得到正义的嘉许，他们轻视同侪，怀疑自我，文人的身份特征被名利消解。
戏剧家博马舍借用西班牙马德里的场景批评相互鄙夷的后果：
他们疯狂的仇恨实在可笑，叫人厌恶。
各种各样的昆虫、蚊子、评判家、嫉妒者、小报投稿人、书店老板、审查员，以及一切寄生在可怜文人身上的东西，把他们的精髓吸光吮尽。
我已懒得写作，讨厌自己，也嫌恶别人，因此闹得债台高筑，囊空如洗，我相信剃刀所得的实惠比笔杆子挣来的虚名要强得多。
[415]
路易十四时代，君主制有助于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但君主长期凌驾于国家之上，弊端明显。
波旁王朝的子孙认同一个理念：“国王是半神，不同于臣民，可以自由地修订各类制度，指导臣民的事务。”
[416]对外宣传时，只有国王是主角，胜利广场（PlacedesVictoires）和旺多姆广场（Plad?me）长期摆着他的画像与战利品。
[417]借助于炫耀式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影响着宫廷，宫廷影响着城市，城市又将之传播到乡村，主权者的灵魂像铸造铁器的模子，为臣民的生活设定了规矩，“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校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有独立意志，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财产”
[418]。
但君权的合法性并非一劳永逸，要不断强化权威的象征物，包括衣着、发型等生活象征，问候语、手势等言行象征，徽章、武器等权力象征，一言以蔽之，“那是一套传达高贵的繁文缛节”
[419]。
代表型舆论喜欢依附性的修辞，科学领域的新发现要献给国王，以心照不宣、虚假的逢迎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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