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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9年8月,一份法国地图的作者希望以此巩固国王和臣民事业的联合;1772年,狄德罗在《环球游记》中声明这是献给国王的,尽管内容是批判风俗的堕落。
[420]报刊中时常有赞扬国王的文章,言不由衷,1749年8月,《法国信使报》刊登《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的比较》:“在国王的心里,有多少对忠实的人民的爱啊!”
[421]各地科学院处处有国王的影子,1747年,昂热皇家科学院(AcadémieRoyaled’Angers)发起征文比赛,主题是科学与艺术的进展得益于国王的保护。
[422]独断的权威会限制自由思考,公开出版物缩头缩脑,绝无勇敢者的仪态,现代精神难以培育,这是集权社会的权力美学,它将艺术写作赋予政治含义,在日常生活里塑造上下统一、欣欣向荣的景象。
根据哈贝马斯所说,风格相对宽松的是沙龙,其中有现代交往规则,却不是现代话语空间。
那时有一个潮流,科学院院士、检察官、资产阶级、贵族、大小金融家的夫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沙龙。
[423]这些沙龙塑造主流思想风格,对既有权力体系有所指责,又离不开它的保护。
莫尔莱记录了沙龙聚会的情景:达朗贝尔、雷纳尔、爱尔维修等人到若弗兰夫人家用餐,之后到杜依勒宫找朋友,获取宫廷的消息,然后在一棵大树下高谈阔论,抨击政府,“无拘无束,像呼吸空气那样自由”
[424]。
这样的交谈流传于不受权力监视的私人话语世界,即使有尖锐的批判,受权力谴责时仍有通融的余地。
革命前的三十年,学者的思考变慢了,学术圈开始封闭。
[425]法兰西学院为天主教高级教士和贵族阶层占据,也向普通人开放,18世纪下半叶,它的保守性愈加明显,少有创新,“像个失去芳华的妇人,不再楚楚动人,只愿接纳某一类文人,或能保护她的人”
[426]。
关于科学艺术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很少能清楚地阐述一门学科的原理。
[427]法国报刊没有独立意志,内容沉闷无聊,代表型公共领域胜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法国信使报》有固定栏目,戏剧、诗歌、国外来信、宫廷近况、读者来信等。
为吸引普通读者,该报力求确立读者与作者的平等关系,对依附于权力体系的伪真理有冲击,但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它惯于回避问题,多刊登温和平庸的文章,诸如《关于如何减少病人痛苦的问题》。
[428]18世纪中期,阿维农地区有一个文人交际网络,以加尔维(Calvet)为首,成员主要是当地人:画家柏茹(J.-B.Peru),古钱币学家、古物学家安塞姆(Anselme),印刷工人尼尔(J.-J.Neil),内科医生、植物学家、自然史学家维卡里(D.Vicary),外科医生帕玛尔(P.-F.B.Pamard),药剂师和实验哲学家格兰(J.-A.-R.Guerin),还有几个有爵位的贵族及其亲属。
[429]他们的兴趣不同,有互相尊重的客套仪式,却无明确的批判意识,与自由平等的现代精神有区别。
这样的空间没有独立的思考力,只是在不触犯王权和教权的限度内寻求知识,公共领域的革新无从谈起。
根据哈贝马斯的学说,旧制度向现代国家过渡时,君主与臣民、信仰与救赎的关系为代议制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取代,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共存模式。
社会力量表现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包括行业协会、农业团体,追求真实,勇于批判,在争论中谋求共识。
与此同时,专制权力向代议制过渡,对自由观念的压制和暴力执法消失了,政府作为国家力量的象征有了新职能,专注于公共事务管理。
所以,现代国家存在的前提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以及社会机制对权力的制约。
18世纪的法国,有人认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对于现实的混乱却未有可行的见解。
1787年,塞拉那发现健全社会依赖于人与人的信任,以及人与社会的融通: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里,不只属于自身,而是社会的一部分,有一天他通过施展身体力量、精神美德和心中的智慧而成为社会的支柱、荣耀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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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覆灭前像是毁灭一切的战场,廷臣、教士、军人、法官、哲学家相互轻视,各自聚集志同道合者,沆瀣一气。
路易十五时代的巴黎到处是小团体,宫廷也如此,蓬巴杜夫人有自己的小团体,王后有,国王也有,包括拉瓦列(LaVallière)公爵、苏比斯(Soubise)王子、舒沃林()侯爵、里维里(Livey)侯爵夫人、米莱波(Mirepoix)将军夫人等。
[431]在公共交往中,人的自我意识处于荆棘丛里,不敢向前,不敢向后,也不敢向上生长。
一个人到老是个局促的孩子,孤立地活着,相互间没有情感认同,也没有平等交往的可能。
贵族仰赖王权,文人寻求贵族的荫护,普通百姓面对教会与世俗权力机构(宗教裁判所、警察、监狱)时心存恐惧,不仰庇于他人者极少,一幅小人物屈服于大人物的风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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