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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过于强调历史的同质性因素，忽视与理论相悖的事实，英国历史可为之提供充分依据，却不符合法国历史，因其未能涵盖文人纷争、报刊舆论与不实传言的关系，以及旧制度对现代人格的压制。
德国学者埃莱（G.Eley）批评他“夸大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的公共交往的合理层面”
[401]。
法国旧制度风俗对哈贝马斯提出挑战的，首先是依附性人格与权力的矛盾关系。
文人的现代身份意识是最早萌生的，很强烈，却不独立。
在外部意义上，世俗法律不会保护它；在个体心理中，过分的自尊使他们自我孤立，“若与之相处，就要不停地赞美，或是听完他们的论断后给予褒奖，他们的自尊一受伤害就会愤怒，会复仇，与之交往费力又危险”
[402]。
阅读者人数多，并非以商人和工业家为主，而是金融家、贵族、律师，以及有定期收益的人。
[403]他们倚重旧制度，对现代意义的自由平等观念缺少认同感。
咖啡馆、邮局等公共场所聚集着对公共话题有兴趣的民众，他们获取的信息与发表的评论距离真实更远，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而革命前夕的沙龙仍是代表型风格，形式重于内容，说教偏离现实，而非文学共和国特有的交往空间。
路易十六时代，凡尔赛宫每星期六天的聚会是私人社交，繁文缛节没有被市民阶级的亲密无间取代，梅尼公爵夫人的宴会里有宫廷生活解体的征兆，但终究是征兆。
哈贝马斯将重农派沙龙当作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存在依据，但它受宫廷的特许和保护，成员与上层社会关系密切，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
这是重农派沙龙的特点，也是旧制度沙龙的普遍特点，参与者多是文学共和国的上层公民，对于政论性话题措辞谨慎，或是回避。
“彬彬有礼的沙龙”
是19世纪的创造，确切地说“是工业时代的怀古情结对抗乏味交往的方式”
，巴尔扎克、司汤达、奥莱维利（Barbeyd’Aurevilly）有这样的倾向，而这掩饰了沙龙里的物质利益交换和残酷的生存斗争。
[404]当时的文人有四类：
特权阶层，包括25%的神职人员，10%的贵族，5%～6%的军官和政府人员。
贵族属下（秘书、图书管理员和家庭教师）。
三分之一的文人是开明的业余爱好者。
其余15%是以笔杆子谋生的职业作家。
[405]
主持沙龙的贵夫人与文人的平等是表面的，一种互相尊重的游戏，“彬彬有礼不能消除交往时的紧张、力量差别，以及财富多寡引起的不平等，身份等级显而易见”
[406]。
18世纪中期，若弗兰夫人在巴黎的家中主持沙龙，周三晚上招待哲学家，周四晚上招待艺术家。
1812年，在她去世四十年后，勒莫尼（A.nier）在《若弗兰夫人家的一夜》（UnesoiréechezMadameGeoffrin）的画中虚构了1755年的一次聚会，当晚讨论的是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L’Orphelindelae），54个人都是文学共和国里的活跃人物，有神父、政客、上层贵族、大家小姐、有权势的哲学家，有坐的，有站的，而坐或站暗示身份的高低（图3-2[407]）。
根据塞古（P.deSégur）的考证，“他们从未同时到过若弗兰夫人家里，有人根本就没去过，1757年丰特奈尔已去世，1755年勒皮纳斯小姐刚满十三岁，1764年才进入沙龙界”
[408]。
所以，历史学家不会对之满意，艺术的写实性与虚构性相互交错，会误导那些想了解旧制度沙龙内景的人。
但这幅画广为流行，一方面在于其中复杂的政治意义，“19世纪早期，一个质疑革命的观点是‘伏尔泰和卢梭的错误是革命的原因’，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皇后需要一幅描述这两个异教徒及其追随者的画”
，所以勒莫尼献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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