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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无稽之谈，只要炮制得法，无不能让大都市里游手好闲者信以为真……先是小小的谣言，好像暴风雨前飞燕掠过地面，以“最弱音”
传出去，毒辣的言辞就随风飞扬，从一个人的嘴里，用“弱音”
巧妙钻进另一个人的耳朵。
至此，祸根就种下了，谣言蠕蠕而动，以“加强音”
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呼啸、膨胀，转眼工夫庞大无比，向前挺进，振翅而飞，盘旋环绕，忽而像爆炸，忽而像雷鸣，终于成为憎恨和毁灭的大合唱。
这样的谣言谁能抵抗得了。
[395]
18世纪40年代，巴黎地区流传过一个让人寝食不安的谣言，说有人要抓男孩子，放他们的血，给一位公主洗澡，她的病只能这样被治愈。
孩子们的家人纷纷去学校，其中有梅涅特（J.-L.Ménétra，未来的玻璃工艺家）的父亲，他带领七位肩扛棍棒的健壮造桶工，生怕自家的孩子被人掳走。
谣言的冲击力已趋失控，混乱中，几个倒霉蛋被打身亡，一人的遗体在格莱维广场上被放火焚烧，为平稳人心，政府在格莱维广场当众处决了三个造谣者。
[396]这个童话般的谣言里有两个关键词，“巴黎”
和“公主”
，为什么君主制下的首善之区会有这样的事？为什么谣传的源头是公主，她的病如此奇怪，却有那么多人信以为真？
旧制度后期，文学共和国有解体的危险，仅凭一己之力，它无法维护本初的精神，只有革命能一夜间打碎禁锢它的枷锁。
但法国革命的意义并非都是积极的，一个身处困境而无力自新的民族不一定有力量驾驭革命，一个眼看矛盾积累而无力化解的民族不免承受动**的命运。
1788年5月，布里索艰难异常，几近破产，于是去北美旅行，得知重开三级会议的消息后回国。
此时的法国与他赴美前已大不相同，在急剧的变化里有传统断裂的危机，他却视而不见：
之前法国人生活在奴役中，现在是自由的；之前有人指责他们软弱无力，现在却有最具冲击的力量；之前他们被批评无知，现在却展示了最深邃的政治知识；之前他们轻浮多变，现在的思虑深沉坚定；之前有人说他们不可能达成一致，现在却在原则与行动之间有良好的统一。
[397]
在新生的希望中，布里索创办了共和报刊《法国爱国者》，1788年2月与银行家克拉维耶（EtienneClavière）一同筹建“黑人之友协会”
（SociétédesamisdesNoirs），1790年和1791年向国民公会提议取消奴隶贸易。
[398]革命时代，他入选巴黎市政府，后担任国民公会议员。
1791年7月，路易十六在逃跑路上被捕后，他转变了保皇立场，主张国王退位，法国实行共和制，同年9月入选立法议会，隶属吉伦特派，与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对抗，抵制无政府主义。
判决路易十六时，布里索赞成处死，但要获得人民的认可，被斥责是“保皇主义者”
，最终沦为雅各宾派狂放理想的祭品——1793年10月31日与其他吉伦特派一同上了断头台，时年三十九岁。
他是旧制度造就的革命家，本来要消灭旧制度，却被视为旧制度的辩护士。
法国历史有相似的悲剧性，启蒙是要改造旧制度，却被旧制度改造，革命是要取缔旧制度，却在旧制度的恶风俗里挣扎。
纠缠于历史的复杂性，难有理论创造，若置之不理会有风险。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已是一种演绎史学的依据，认同者以之解释现代社会的进程，而不去检验它的依据是否充分。
夏第埃（Chartier）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研究的是老问题，即启蒙与革命的关系，“革命前的公共舆论在自由的氛围里日渐政治化”
。
这一点不错，但他将启蒙舆论理想化，视之为独立的语言空间，思想交流平等，社会等级可以忽略不计：“个体对理性的公开使用没有限制，也无禁区，理性的批判功能不再因对宗教和政治权威的尊敬而受限制……舆论能合法地质疑。”
[399]为此，李尔第从档案里发现沙龙的各个面向，补充哈贝马斯的理论，纠正理想化研究方式的不足：沙龙里的平等与优雅是旧有的附属关系，文人因对年金、荣誉和人身安全的渴求而无自主性。
[400]
革命前的法国，代表型公共领域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纠缠不清，其中有足以说明代表型公共领域强大力量的档案，也有佐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资料，若偏于一端，理论的解释力会有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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