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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文学共和国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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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暴力起源以及哈贝马斯的理论
启蒙精神以新观念变革旧风俗，而浪漫主义是变革理想受挫后的心理反应，退缩封闭。
两种风格若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生命会有更多的历史意义。
青年卢梭与晚年卢梭的不同风格是个人性情所致，也有风俗制度的影响，他在文学共和国的境遇里有革命暴力的起源：个体身份不确定、启蒙精神解体、国家治理失败。
这些问题多少会动摇现代人关于启蒙历史的乐观想象。
法国旧制度晚期的档案像一湾秋水，水面浮泛着暖的光，但越到深处越是暗，越是凉。
文学共和国是匿名的审判法庭，审判者无所不在，到处有他们的注视，却不见其踪影。
行使审判功能的是一套现代理念：批判精神和追求真实意味着要揭露谎言，撕掉权力的幕布，实践社会正义；独立人格是要否定教权对心灵的控制，使之不敢随意说教；后代、荣誉取代了君王的封赏和上帝的蒙恩，救赎原罪不再是生命的终极意义。
1750年，第戎科学院为卢梭颁发道德奖时对于文学共和国的审判功能已有所认识：“像王国的其他科学院一样，它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决定要接受公众法庭的裁判。”
[320]旧制度下的开明人士也重视它的力量，1775年，马勒泽尔布赋以其具体含义：
一个独立于所有权力，并为之敬重的法庭出现了，它珍惜一切才能，为正直的人判决。
在这个开明的时代，在每个公民以出版物向整个民族发表观点的时代，谁有指导他人的才能，打动他人的天赋，也就是文人，就处于公共事务的中心，像古罗马、古希腊的演讲家在公共集会的角色一样。
[321]
文学共和国的审判功能受司法体系的影响，“关乎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的事都要辩论，遵守公开的模式”
[322]。
巴黎律师界愈加自立，组建自治联合会，传播新式的政治理念，1750—1775年在64篇有影响的辩论文章中，43篇出自巴黎律师之手。
[323]他们是旧制度的批评者，但不像文人一样诉诸普世原理，而是法律程序，遵循法律本初的精神。
律师界的语言风格影响到文学共和国，卢梭休谟之争时，法庭辩论式的措辞“被告”
“证据”
“程序”
等改变了事件的私人性质，“舆论法庭的隐喻充分发挥了作用，所有的言行都是在证明或辩护”
[324]。
类似的往事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转型论相符，他以追溯性的视野分析了现代公民社会的早期历史：宫廷与教会主导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受到挑战，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为替代物出现，并由文学性向政治性过渡，批判现实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325]被排斥于旧制度之外的人更愿意成为国家公民，强调人的自由、平等与独立，以合情合理的批判发现世俗生活的常识，最终达成共识。
旧制度的权力说教不像以前那样有效，教士、贵族、廷臣的阶层特征让位于才智、经济地位和现代职业分类，“大人物经过艺术殿堂时，会失去他的权力，在那里，或是凭借启蒙智慧而存在，或是没有身份”
[326]。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是独立的团体意识，不盲目信仰，不屈从于问题之外的权威，寻求确定性与合理性，并且关注公共福祉。
[327]其次，作者与读者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主体，他们之间息息相关，像隐秘的友谊，交往不再看重仪式。
最后，现代自由理念，特别是对刺耳批评的宽容，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支撑，只有宽容，才能就事论事，杜绝政治道德的滥用。
法国文学共和国的风俗与哈贝马斯的理论有诸多契合处，但是否有相悖的地方？现代政治理念在法国革命前已萌芽，但旧官僚缺乏远见，不思妥协，代表型公共领域没有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取代。
1775年，马勒泽尔布向国王呈交《劝谏书》（Rémontrances）：“在法国，建立公共秩序，就要将一切案例公开化，让公众旁听，将报告印发给公众，由其作证，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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