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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1766年卢梭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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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蒙者到浪漫派
1765年赴英途中，卢梭的心情不错，那是四面受困、突然看到希望时的快乐。
1766年3—4月，他的心理变化却让人困惑，时至今日依旧难以说明他的感知与行为的确切联系。
牛津学者莱瑞（Leigh）编辑卢梭通信时有过疑问：“我们不知道他独居时发生的事，也不知道带有现实色彩的噩梦是怎样形成的。
总之，他成了个多疑敏感的人，用灵巧的思维将不相关的事联系在一起，觉得到处是坑害他的陷阱。”
[252]那场争论对卢梭影响很大，之后，他对文学共和国的态度不同于以往，要与之划清界限：
十四年来，我不幸从事这一职业，却未染上它的陋习，嫉妒、算计、甜言蜜语，一刻不曾靠近我的心灵。
我未因外界迫害和不幸的遭遇变刻薄，放弃这门职业时，我像开始那样心灵健全。
[253]
1767年5月，回法国后，他与乔叟（EdmundJossop）仍说要远离文人界，这一行当违背他的性情，“我现在不再是文人，以前是，却给我带来不幸”
[254]。
而进入文学共和国前期，他刻意向人展示自己的喜好与音乐才能，在沙龙聚会时朗读诗歌，竭力维持公民的身份，而一路的遭遇让他体会到人心的晦暗。
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生存竞争的托词，所谓的荣誉，不过是投机者的猎物。
法国旧制度粗暴对待自由言论，所以触及敏感问题的作品多匿名出版，或用假名出版。
1751年，伏尔泰在柏林出版《路易十四时代》，署名为弗朗切维尔（M.deFrancheville）；1775年，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里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手稿是在一位不具名的学者的藏书里发现的，根据马塔（Matha）先生的说法，写作者是已故的法兰西学院终身秘书米拉博（Mirabaud）”
[255]。
两个名字都是霍尔巴赫虚构的，虽说出版地在伦敦，但更有可能是阿姆斯特丹。
而卢梭在每部作品里都署真名，惹下了祸患。
1762年6月22日，法国御前会议企图缉捕他，他们很容易知道《爱弥儿》的作者是谁，他还写过哪些作品。
[256]卢梭素来以为勇敢者才会如此，“正直的人要对他的书负责，我在本书（《新爱洛漪丝》）卷首署名，并非掠为己有”
[257]。
考虑到青年卢梭对名誉的渴求，不排除他是想让公众知道那是谁写的，他需要确定的身份，这对于一个在巴黎漂泊闯**、一无所有的日内瓦人尤其重要。
然而，1766年5月后，他致信培鲁时彻底变了：“给公众一些时间，让他们忘掉我。”
不久，他又对忘年之交、日内瓦同乡伊维农重复这样的愿望：
我不再让公众记着我，在我的余生里，他们不会听到我的消息……我现在很安宁，也会一直如此。
为了让人把我忘记，我尽可能少写信。
[258]
只有觉得自己被人忘记时，他才心境安宁。
1767年，他甚至不再关心是否有人谈论他：
即使不把我忘记，无论对我是赞赏，还是诋毁，我都觉得无所谓，不闻不问，偶有所知，也不在意，简单纯朴的生活才好。
[259]
卢梭在文学共和国里收入可观，困难中不乏友人相助，性情却无常，当时的人不理解，现代人也有些迷惑。
巴黎高师学者李尔第（Lilti）同情他的境遇，远离沙龙，拒绝不平等的交往，是在否定虚假的礼仪，他这样做的根源是“作家主体意识或自治意识的觉醒”
[260]。
文学共和国是生存竞争的空间，确实有人退出，或是才华平淡，难以立足，包括那些只在报刊上出现一两次的作者，他们的行踪已难考证；或是经受不住牢狱之灾堕落为间谍，变身为旧制度的同谋也就意味着背叛了文学共和国；或是对公共舆论敬而远之，“公众的注视是让人难以克服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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