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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现实可不是这样，当时有三个震惊一时的案件——卡拉案、西尔凡案、达米安刺杀国王案，旧制度将行刑过程赋予了过多的表演性，极力维持代表型公共领域的炫耀式传统，向民众说明对抗权力体系要付出的代价，而后代人从中看到的是旧制度的固执、独断与粗暴。
图卢兹的新教徒让·卡拉（JeanCalas）一直以来经商持家，他的儿子马克（Mare）也信奉新教。
新教徒难以入读大学，马克不愿继承父亲的职业，无所事事，性情悲观，1761年10月13日，马克在家中悬梁自尽。
很快有传言说，他是被父母害死的，因其想改宗旧教。
卡拉一家极力澄清，马克的家庭教师珍妮（JeanneVigneire）证明其是自杀，可是10月14日三名外科医生（J.-P.Latour，J.A.Peyronnel，J.-P.Lamarque）的解剖报告对于死因含糊其词，“有可能是自杀，有可能是他杀”
[329]。
次日，拉马克（Lamarque）又提交解剖报告：
解剖前，我们全面检查遗体，未发现与昨天的报告不一致的地方。
之后解剖头部，检查大脑，此处血管极粗，该类死亡通常如此。
之后打开胸腔，没有特别之处，又检查了胃，其中有很少食物。
因为要写详尽的报告，我们决定全部解剖，从胃贲门处向下切开三分之二，我的两个学生帮忙固定切开的两部分，我们观察到其中有大量淡灰色**，有树脂状和家禽皮一样的东西，还有其他种类的肉，像牛肉，放之于清水，看起来很结实。
根据我们的观察，此人死去前三到四小时吃过东西，食物已基本消化……我们又检查大肠，即食物进一步消化的地方，大肠静脉颜色很少异常，之后检查乳糜管，其中有很多乳糜（或淋巴，乳糜管是对脂肪吸收有助益的淋巴管，译者注）。
[330]
这份报告不能说明卡拉有罪，但主审法官因宗教立场而轻信传言，卡拉被关押，自始至终没有辩护律师，也没有申辩的机会。
1762年3月9日，图卢兹议会以8︰6的票数判处卡拉极刑，次日执行。
刑场上，刽子手撕拽他的手臂和大腿，直到脱臼，又灌了三十品脱的水，绑在广场十字架上，用铁棒打断他的臂骨、腿骨和肋骨，又捆在车轮上，卡拉受尽痛苦后死去。
[331]那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刑场上有终结生命的器具和刽子手，还有旁观者的眼光，好奇、非议、幸灾乐祸，即使有一些由衷的怜悯，却转瞬即逝。
与卡拉案几乎同时发生的是西尔凡（Pierre-PaulSirven）案。
1762年1月14日，朗格多克省马扎麦地区的圣阿尔比村（Saint-Alby，Mazamet），有人在附近的井里发现了本村人伊丽莎白（Elizabeth）的尸体，她是西尔凡的女儿。
解剖发现，死者头部没有受击打的迹象，颈部左侧和左肩部上方有挫伤，并有一处直径3～4厘米的青紫色圆圈，圆圈内的一点皮肤受损。
西尔凡一家是新教徒，伊丽莎白有改宗天主教的想法。
在宗教迫害盛行的年代，这一背景影响了判决，法官根据解剖报告认定伊丽莎白为其父亲所害。
1764年2月初，检察官特里克（Trinque）提交判决建议：“西尔凡在断头台上处死，尸体烧成灰烬，然后撒落风中。
母亲受绞刑，行刑架立在断头台旁边。
两个女儿要在现场目睹父母受刑，之后永久驱逐出马扎麦。”
这个建议被否决了，但最终的判决依然严酷：“父亲和母亲受绞刑，两个女儿到场观看。”
关押期间，一家人趁机逃脱，到了瑞士避难，难以将他们抓捕归案，旧教势力遂用木头偶像代替真人，当众实施刑罚，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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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以严酷的惩罚向民众说明它的威严不容侵犯，但不公正的作为在历史中会受审判。
卡拉案发生不久，伏尔泰极力为之平反，写下《论宽容》，流传甚广，抨击宗教的不宽容。
革命时代，这一事件是戏剧题材，塑造的是美德受欺凌的主题。
1791年，共和剧院上演五幕剧《让·卡拉》，1793年上演《法律之友》，讲述一个美德之家在暴政下毁灭的故事。
[333]公共舆论对卡拉案的严厉批判使宗教制度更为人痛恨，1789年出版的《国民公会里的卢梭》对比了美国和法国宗教的异同：“美国的宗教启发人，受人敬重，以明智与自由引领美国；在法国，宗教意味着迷信与不宽容，为人轻视。”
[334]革命时代，教会机构难免受冲击，“不可遏抑的反宗教热情是首先燃起的，又最后熄灭”
；那时不排除有对抗专制、保卫政治自由的教士，平生致力于维护天主教传统，却丝毫不能减弱否定宗教的狂热，“即使人们被迫忍受奴役以换取安宁，对自由的热情烟消云散时，仍在反抗宗教权威……将不虔诚看作百无聊赖生活的消遣”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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