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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内容刻板，缺乏英国式的自由，这样的舆论有一个优点，它不会随意奚落人的尊严。
卢梭在瑞士和法国遭到追捕，一度有生命危险，却总有避难地，在心底里，他以为是因追求真理和正义才受责难，荣誉感由此而生。
在英国，公之于众的讽刺对心理的影响是持续的，道德贬低威胁个体存在的合理性，他果真像报纸上所说的，忘恩负义、哗众取宠，抑或虚伪高傲？
英国舆论的另一个缺点是过度商业化，刻意迎合公众的阅读趣味，不管内容是否真实。
1718年，《博学欧洲》杂志（L’Europesavant）提及规范报道的原则：
熟悉相关地区的法律、风俗和习惯；完全依据事情真相，以明快、易懂和简练的风格写作；只以亲历者的表述为依据；说实话，不夸张，忌诡诈；只从事实性的文章里摘录，杜绝浮夸；不刻意褒贬，适当时温和地赞扬，简短明确。
[113]
但在利益的驱使下，现实状况与之相差甚远。
为吸引读者，获得最大收益，报刊编辑想方设法增加报纸发行量，有些报纸“不惮于采纳夸张的叙述”
[114]。
18世纪初，格拉布街文人数量激增，源源不断地为报纸采集信息，他们走遍城市、郊区和周边村落，杜撰故事，他们的报酬取决于新闻的长度、数量和趣味性。
既然不讲是非，无中生有的滑稽剧就经常上演，“一些人在报纸上已死去，甚至有葬礼的情节，实际上他们生活得很好，关于外国的消息情况更糟”
；报刊间相互窃取，“早报的故事在晚报上讲，晚报的文章转而印在第二天的早报上”
。
1731年，卡韦（E.Cave）创办《绅士杂志》，编辑地点位于伦敦的圣约翰·伽特街（St.John’sGate），离虚假信息的发源地格拉布街不远。
《绅士杂志》的信息源主要是其他报纸，为此，塞缪尔·约翰逊说新闻作家没有道德感，“为一己之利在屋里编造谎言，不需要才华和相关的知识，不必靠勤奋，无需充沛的精力，只要不知羞耻，不求真实就好”
。
[115]有人想泼灭出版界的名利心，并为此筹办《格拉布街报》（TheGrub-streetJournal），督促作家、书商和发行人有团体意识，并自我约束，但收效不大。
[116]与报纸发行量密切相关的是广告收入，18世纪末，每期销量3000份的报纸一年刊登23000个广告，获利2300英镑。
1770年，《公共广告家》（PublicAdvertiser）一期销售3133份，招揽23612个广告，获利2233.9英镑。
[117]
表2-118世纪英国报纸广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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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不尊重作者意愿，修改文稿不与之沟通，发行事宜自主决定。
1766年，休谟在伦敦准备出版《告白》时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不敢出版卢梭给我写的信，它们会被人篡改，面目全非，我要在前言中说明，信的原件已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118]这在法国也不稀奇，1751年《论科学与艺术》在巴黎皮索（Pissot）出版社连印三版，而卢梭并不知情。
之后他为《百科全书》编写词条，出版前又被人改动，所以在出版《音乐辞典》时，他小心翼翼，“这些文章匆匆而就，若被随意删减，又标上我的名字，那我就得抗议”
[119]。
英法有这样的问题，荷兰、德国也不例外。
[120]出版商随意改动，书稿质量没有保障，商业之利损及独立思考的庄严。
私人信件也会在作者不知情时公之于众，它们属于私人空间，写作时更注重情感，观点少顾忌，在公共空间里显得与众不同，虽能吸引注意，却有害于作者对现代公共性的认同。
沃波尔的伪信即是一例，起初在熟人间传播，经《圣詹姆斯纪事报》刊载后，传播之快、影响之大出乎作者预料，“读过的人都想见见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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