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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扰人的局面难以收拾，沃波尔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英国报刊业不完全受制于政府与教会，却滥用了言论自由。
卢梭是畅销书作家，因挑战神学权威受迫害，英国人希望了解他的一切，报刊编辑发现关于他的事总能吸引公众，便千方百计地获取。
公众虽被视为沉默理智的裁判，却不总能主持公道。
在词义学上，18世纪的“公众”
（Public）有两层意义，首先是包容而有美德的群体，作家以之为交流对象，“当公众慷慨地给予掌声时，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期许，尽力满足，争取没有疏忽”
[122]。
其次是轻信而不宽容的公众，缺乏专业知识，只能雾里看花，不关心公益，喜欢猎奇，以讹传讹。
[123]休谟进退维谷时，曾向他们说明事情原委，有人是真挚地同情，有人纯粹是因为好奇。
[124]为此，《秘密回忆报》批评公众只为取乐，“对休谟和卢梭都是嘲讽的，不关心其中的是与非”
。
1766年8月，梅斯特（J.-H.Meister）根据道听途说为这场争论写了部戏剧，“它一定能让人痛哭流涕”
。
[125]
空泛的好奇心对一切都打听，又对虏获的一切将信将疑，心中不解更多，有人会诉诸道德审判，以为世间都是谎言，有喜好纷争的人，煽动争端，余烬加炭，火上添柴。
梅西耶对此很失望，“谴责文人时，公众是伪善的，只是旁观者，心怀恶意，麻木不仁”
[126]。
法国科学院驻里昂的通讯院士塞尔凡（MichelServan）也怀疑过舆论的公正性：“那么多人身攻击的作品都出版了，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出版滥用的问题。”
[127]法语随之有“公众的吵闹”
（Cridupublic）、“公众的传言”
或“公共噪音”
（Bruitpublic）等新的表述。
[128]
公共舆论的持续关注有审判的功能，迫使当事人出面澄清。
卢梭的朋友向外界展示他的信，证明休谟心地不善良；休谟的朋友力劝他公布证据，所以发表《告白》是休谟的被动应对：“事情已无法挽回，我的沉默可能被人视为罪证。”
[129]而出版后，公众仍不辨曲直，当事人受到的批判更多。
偏离真实的好奇心使每个情节都有不同的版本，猜测与曲解使一个私人事件泛化为启蒙时代的娱乐事件。
休谟尚可应付，而卢梭的处境最艰难，身在异国，却得不到不受损害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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