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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疯癫为报刊所嘲讽，18世纪英国思想界对王室和政治权威的讽刺风格与此有关。
1776年7月，乔治三世即位十六年后，北美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但建国者讨伐的不是制定殖民政策的议会，而是乔治三世，“他的所作所为像暴君，不适合担当自由民族的首领”
。
美国史学家贝克尔（CarlBecker）视之为建国者的策略，他们强调国王暴政，是为掩盖不道义的叛乱：
《独立宣言》定本中没有“议会”
一词，考虑到此前几十年的争议，不是国王引起的，是英国议会，这样的遗漏可谓意味深长……对于殖民地而言，英国议会权力的性质是什么，受到怎样的限制？这是问题的要害，《宣言》却未提及英国议会。
[47]
贝克尔未追溯这一问题的原因，而威尔士王子认为问题在于殖民地的民众不了解他们的国王，“如果国王到北美视察一番，情况或许不一样”
[48]。
但也不尽然，乔治三世的病痛使他成为公共舆论中的丑角，君主威严不再，由此影响了英国的舆论风格和政治结构，国家权力向皮特任首相时的议会过渡。
1969年，美国《时代周刊》刊登文章《遗传：皇室疾病》，介绍英国人的相关研究，而这启发了邦苏桑。
[49]2009年，我读到了他的作品《卢梭的病》（1974年版），并想确证他至今是否还坚持原来的观点，但他二十年前已去世。
之后，经由他的侄子南锡医院神经科医生达尼埃（Daniele），我联系到他的女儿芭贝特夫人（Babette），她证实自己的父亲生前对医学和史学的持续关注，及其受《时代周刊》启发的细节：
我父亲看到了《时代周刊》上一篇关于英国皇室疾病的文章，其中提到的症状与卢梭的问题相似。
他进一步研究，并完成了《卢梭的病》。
在卢梭问题上，他已经投入了三十多年，是杰出的研究者，他不是医生，也没有从医资格，但他对医学有兴趣，所以看到英国人的研究后能有所悟。
因其独到的观察，日内瓦的卢梭研究会（我相信没有记错）认可了他的成就，并授予他荣誉。
邦苏桑不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唐突诊断，他继承了法国的思想传统。
法国医学界、史学界和文学界素来关怀故往人物的身心关系，而疯癫，尤其是那些有批判性或诗意的疯癫关乎现代人的处境，所以萨德、莫泊桑、凡·高、奈瓦尔（GerarddeNerval）曾是分析的对象。
中世纪，疯癫是为人瞩目却又不想靠近的景观，疯人在游**中吐露的话语像先知的预言，糊涂无常，但他们受神的保护，来去自由。
启蒙时代，现代理性改变了疯癫的内涵，它是与世俗道德不相容的病态，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缘。
1798年，巴黎比塞特（Bicêtre）医院的负责人皮内尔（Pinel）出版《疾病的哲学描述和医学分析》，1801年他在《对精神错乱的医学和哲学分析》里确定了疯癫的诊断标准。
1802年，他根据在巴黎萨尔柏特里（Salpêtrière）医院的从医经验完成《临床医学》，从此被誉为“现代精神病学之父”
。
[50]皮内尔的研究是现代理性与疯癫分道扬镳的起点，疯子开始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病人，得到系统的治疗和道德关怀。
科学理性窃取了现代话语权，疯癫只能归属于精神病院，它的广阔地域在理性的时代变得越来越狭小。
在工业时代，实利主义压迫着理想，童工、矿难、买空卖空、原料造假、环境污染等问题一代代积累，钢铁、水泥、煤炭及其变体极力地贿赂人性，剥夺自然所赋予它的质朴与动乱练就的勇气，使之看似彬彬有礼，但内心冷漠。
人性若不从，物质霸权就合谋驱逐它，在道德意义上孤立它，待其反击就说它是现代思想的异端。
有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的人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不愿做厚实墙壁里的一块砖，一种有用的无用或无用的有用，却在恍惚与沉闷中传来一阵阵物欲的笑，污浊迫人心，高贵的情感在滑落，判断力恍惚，快乐变得轻浮，愤怒变得随意。
这是现代制度对自由意志的腐化，使之麻木，使之顺从，又使之心满意足地活着。
狂野的心灵、诗意的心灵，还有那些生来就不安分的心灵，他们要反抗，但在坚固的制度面前，收获的是虚无，而失落后的迷茫更深切。
在迷茫的时代精神里，法国的精神病人多起来。
奈瓦尔是个擅长描写异象奇观的诗人，不时会陷入躁狂，不分白天黑夜到处游走，消失几天后疲惫地归来，精神从迷狂中归来后往往能收获一些神秘、瑰丽的诗歌。
他多次被送入布朗什医院，布朗什（EspritBlanche）医生继承了皮内尔的理念，致力于区分源于道德困境的轻度疯癫和源于身体问题的重度疯癫。
[51]奈瓦尔进入乔治·桑的小说《康素爱萝》（suelo，1843），其中的阿尔贝忧郁沉默、独立不羁，说的话像晦涩的玄学，却充满诗意，康素爱萝视其为出自造化之手的正义化身，一个有同情心的博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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