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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不仅仅是高风险的标准化测验，它还是一种智力和政治范式，是全球化竞争的产物，以不正当的方式体现在政策和实践中。
GERM在不同教育体系中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第一个，或许也是最明显的共同特征，是学校之间在招生方面的竞争加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一个由36个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其内部的许多教育系统都加强了要求学校在其地理区域内与其他学校竞争的机制。
20世纪80年代智利的择校实验、90年代瑞典的教育券制度、美国2000年后的特许学校以及英国最近的中学学院，都说明了市场竞争被认为是改进全系统教育的引擎，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其有效性。
GERM的第二个特点是学校教学的规范化。
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重心从投入转移到产出，导致了“基于标准”
的教育政策的流行，特别是在英语国家和地区。
这些改革最初旨在更加重视学习成果和学校表现，而不是教育的内容和结构。
美国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英格兰的《国家课程》、苏格兰的《卓越课程》、德国的《新国家教育标准》、《澳大利亚课程》和《新西兰课程》都是竭力使教育体系内所有学校教学标准化的例子。
同样，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形式的标准化提高了国家教育体系的绩效。
相比之下，有两种形式的标准化可以在公共教育中发挥高效作用：新加坡将教师培训的标准化质量和强度设置到极高；芬兰将学校资金标准化，以便资源公平地分配给每个儿童和每个学校。
GERM的第三个共同特征是教师职业和学校领导的非专业化。
人们错误地认为，任何人只要了解有效教学的程序或脚本，或任何刚从顶尖大学毕业的人，都可以在学校任教，只要参加为期7周的培训课程，然后他们就能被任命为“教师”
。
各种非学术性的快速通道和“速成”
班为成为教师提供了多种途径，大学和学院通常提供教师教育学位课程。
同样，在许多美国学区，公立学校的领导层职位也向任何有管理或领导经验的人开放申请。
事情彻底变得怪异起来，许多美国学校现在越来越多地由非教师和非教育工作者—那些没有教育专业任教资格的人—来管理和教学。
这就类似于我们国家的医学、法律、建筑学、会计学、航空学、工程学和航空航天专业的从业人员都没有相关的专业资格证明。
GERM的第四个全球化趋势，是对四五岁的儿童进行大规模高利害标准化测验。
这是一轮数据收集浪潮，可以推测，教师和学校要为学生的成绩负责。
学校绩效以标准化测验数据形式指导着学校和教师的评价、监督和奖惩过程。
绩效工资、教师休息室的数据墙和报纸上刊登的学校分数都体现了问责机制的施行，这些机制通常主要从外部标准化的学生测验和教师评估中获取数据。
当学校的责任感依赖于学校的高利害数据，而学生的低利害依赖于低质量的标准化测验时，责任就变成了摆设。
也就是说，加强对学生成绩的责任感会削弱学生对自己学习的责任感，缩小真实学习和玩耍学习之间的缝隙。
GERM的第五个趋势，是公共教育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理论认为：应该给予父母选择子女教育的自由，从而鼓励学校之间的健康竞争，以便他们更好地满足家庭的多样化需求。
学校自主招生和优惠政策往往有助于家长的选择，通过私立学校、各类特许学校（美国）、学院（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免费学校（瑞典）使公立教育私有化。
择校理念认为：父母应该能够利用为子女教育预留的资金，选择对子女最有利的公立或私立学校。
然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可以表明：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化能够全面改善教育体系，甚至对其所服务的学生来说也是如此。
虽然教育体系的表现与市场不太一样，但这一点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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