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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才能用到这一方面，其权仍操于我；就这一点说，性格的养成还是出于自愿。”
[168]这就是说，我必须为一种不可认识、不可知觉的过程负责。
即使我是盲目的，即使我受到了外界不知不觉的影响和欺骗，即使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使我成了今天这样，我仍然是在行使我的权力和自愿，是我自由地使自己成为今天的我。
我是我行为的“主人”
，但由于我行为的后果不可预料，这“主人”
又打了折扣，我只在行为的“开端”
时是主人；但事情在开端时恰好是对事情的知识和必然后果的认识最贫乏的时候，例如，不能指望一个小孩从小就懂得世上的一切善恶，我们又怎能在缺乏知识的情况下认定我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呢？亚里士多德没能解决这一效果和动机的矛盾，正如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作家们也无法调和这一矛盾一样。
俄狄乌斯事先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他为此承担责任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人一旦把自己看作自由的，他就不得不面临最尖锐的逻辑矛盾。
自由等于荒谬。
中世纪基督教在另一种矛盾面前无所适从，即：自由意志究竟应规定为善的，还是规定为恶的？《福音书》上说：“善人是从他的心内所存之善发出善来，恶人是从他心内所存之恶发出恶来。”
[169]这看起来是承认了人自己内心具有行善或作恶的自由意志，其实不然。
人心中所存之善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接受来的，一个人只有听从耶稣的话，才能在内心树立起善的牢固基础，才能去掉自己眼中的“大木杆”
，使自己双目清楚，不为恶所蒙蔽；不听耶稣的话，或听了而不实行，即使行善，也“就像一个人在地面上造房子，没有基础，于是一临大水冲击，房子便立即倒塌，完全崩坏”
。
[170]可见，一个人行善或作恶，完全被归结为听不听基督的教导；人并没有对善与恶的知识，因而也没有自由地选择行善或作恶的能力；在人的自由意志和善恶之间失去了直接的相关性，而插入了一个外来的意志，即耶稣基督的意志，唯有他是一个绝对善良的意志，是一切意志的权威标准。
因此，基督教为人留下的最后一种自由意志就是：信仰，或是不信。
由此也就导致了个人意志的一种分裂，即同时存在有两种相冲突的意志，为善的意志和作恶的意志。
“当我意愿为善时，罪恶也同时伴着我。”
而在我犯罪时，却又并非全心全意地去做，而是：“我意愿的善事，我不去做，而我不意愿的罪过，我却做了。
所以说，我如做了我所不意愿的事，这恰表明做这事的不是我，而是寄于我身内的罪”
，“我按着内心者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但是在我的肢体内又另有一种律法，与我的心灵的律法交战，把我掳去成为这种在肢体上存在的罪的律法的俘虏。”
[171]服从上帝的意志是善之根源，屈从自己肉体的意志就是犯罪的根源。
基督教把后一种意志也归于魔鬼撒旦的**，这就取消了人的一切行善、作恶的自由意志，人成了在上帝和魔鬼之间被撕扯着的一具木偶。
人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在善与恶之间直接做出选择，而只能在信仰或不信之间做出选择（有些教义如加尔文教连这也否认了）；信与不信本身很难说就是善和恶，只是因为信的是上帝，这将带来善，不信上帝将带来恶，它们才具有了善和恶的意味，但已是间接的意味。
如果说，人的自由意志并没有被完全取消的话，那么它却采取了这样一种非自发的、间接的方式：它自由地把自己消融于另一个意志，融化在上帝的权威中；它的自由最终只体现在否定的方面，即不为魔鬼或自身肉体的**所动；至于在自由本身的肯定方面，这种自由却完全体现为对自由的放弃和对权威的服从，体现为对自由意志的自发性和任意性的极大侮辱。
基督教自由意志的这种悖论使整个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大伤脑筋。
奥古斯丁认为，恶的意志是来自灵魂本身的一种倾向于低劣事物、倾向于作恶的自发性，它甚至并不是由肉体或某个具体原因引起的。
自从亚当堕落之后，就把作恶的自由意志传给了他的后裔即人类，现实人的自由意志只能倾向于作恶，而并不具有行善的自由意志。
但人类却具有通过信仰而得到拯救、摆脱罪恶的“希望”
，只不过这种信仰和希望也不是他自己想产生就可以产生的，而是上帝出于善意和慈悲对他施加的恩宠。
[172]奥古斯丁由此就堵塞了人把犯罪的责任推到自己所无法支配的肉体冲动和魔鬼**上去的借口，使人更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灵魂和自由意志本身的犯罪倾向。
但这种沉痛的反省最终只有一种深刻性的假象。
因为，如果人的灵魂毫无行善的可能，注定是要犯罪的，那么不管他反省还是不反省，他还是要去干坏事，他的反省和忏悔就是虚假的；而且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被注定性时，他甚至会有一种轻松感，因为毕竟，他的自由意志不用为此负责。
的确，奥古斯丁也正是这样看的。
他认为，凭借自由意志而犯罪的人类，其自由意志只是表面的，他们的沉沦和受惩罚是上帝特意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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