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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态度”
的好或真诚是一个人能被接受为人的根本，有了这一条，天大的罪行都有了可以减免的理由，所以中国人缺乏真正的忏悔。
表面的忏悔只是表示自己“态度好”
以便“蒙混过关”
的手段。
中国人真正注重的是“三思而后行”
，至于行过之后，则除了总结一些技术性经验以便再行之外，并不花心思在诸如个人责任、罪过根源和人性拯救这些问题上，倒更喜欢“不咎既往”
、文过饰非。
这种可悲的遗忘症往往达到全民性的程度。
然而，一个没有忏悔、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时间性、没有历史的民族。
过去失误的根源支配着这个民族的未来，永远是一些同样的失误，永远是一些同样的“新的”
幻想。
巴金老人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谈到，在“文革”
时期的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
然后又是：要说真话！”
巴老对自己解放以来所做的种种违心地整人的事件作了深深的忏悔，并指出：“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
；他大声疾呼，要建立揭露“文革”
的博物馆，要永远记住“文革”
的惨痛教训，并以此来教育子孙后代。
无疑，在当代文化人中，巴老是最具忏悔意识的少数人之一了。
他那用全部生命的力量呼喊出来的肺腑之言，读之下泪，闻之惊心。
可惜全国各地有无数歌功颂德的博物馆，就是无法建立一个揭露“文革”
丑恶的博物馆。
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地将这种忏悔和西方的忏悔精神比较一下，仍然可以看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格调。
西方忏悔精神的前提或结论是：人都有可能犯罪，例如俄狄乌斯的命运就有可能落到任何一个不管他多么真诚的人身上；巴老的忏悔的前提或最后结论却是：一个人只要真诚，只要及时地“下决心”
“不说假话”
“不吃那一套货色”
，本来都可以不犯罪。
俄狄乌斯忏悔的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成了犯罪行为，巴老忏悔的是自己“违心地”
干出了卑劣的行为。
俄狄乌斯忏悔自己“干了什么”
，巴老则忏悔自己本应干而“没干什么”
。
俄狄乌斯的忏悔代表着整个人类本性，巴老的忏悔却只代表他自己或特定“我们”
的一时不坚定、不诚实、不纯洁的意念，他不是对自由意志的忏悔，而是对自己没有行使自由意志的忏悔。
这种中国式的、不彻底的忏悔意识在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得到了极为生动的艺术表达。
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并不是饥饿和性，而是忏悔、忏悔、再忏悔，净化、净化、再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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