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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们现在必须抛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寻求使人类需要适合于生物圈其他生命形式的共同需要的具体途径的一个全面的计划。”
[29]所谓探讨人类和生物圈的关系，莱斯认为关键就是树立一种生物多样性伦理。
莱斯强调，地球生物圈的自我平衡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一个物种和生物圈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结果。
当代人类实践虽然在控制自然使其满足人的需要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却破坏了生物圈的自我平衡，造成这种消极后果的根源是人类在积极控制自然、无止境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漠视了地球生态环境以及其他生物物种的需要和利益。
莱斯指出，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体系又超越了生物圈所能容忍的极限，进一步强化了人类面临的生态风险。
“在生物圈有一些容忍的极限；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系统现在正在检测那些极限；我们不知道现存的这些极限；继续沿着我们现存的道路直到我们达到或超过这些极限是不明智的，因为到那时，它不可能减轻有害的结果或这样做仅仅是以灾难性的社会混乱为代价。”
[30]因此，生态风险的加剧凸显了处理人类需求和非人类自然界的需求之间关系的生物多样性伦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莱斯强调，生物多样性伦理并不是阻止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干预自然，而是要求人类放弃那种滥用自然资源的做法，从而在运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开明的个人利益为根据，认识到非人类自然界的需要和利益，尊重自然的本性，考虑自然的权利，实现人类需要和非人类的自然界的需要的共同发展。
其次，必须树立正确的劳动观、需要观、消费观和幸福观。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为了追逐利润的需要，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造成了人们对“异化消费”
的追求。
所谓“异化消费”
并非是基于人的基本需要而进行的消费，而是由广告等大众媒体支配的、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消费。
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于是人们为了逃避异化劳动，就到异化消费中去体验幸福和满足，其结果造成了劳动—闲暇二元论的现象。
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这种劳动—闲暇二元论实际上没有处理好劳动、需要、消费和幸福之间的关系。
要克服“劳动—闲暇二元论”
和“异化消费”
，就必须明了“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
[31]，避免到疯狂的消费活动中去寻找满足和自我实现，而是在劳动创造过程中寻找满足和幸福。
只有处理好劳动、消费、需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才能反对异化的生产制度和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最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追求利润方式的不正义，决定了必须坚持环境正义的价值观，才能使环境运动走向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
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组织生产，而且还利用全球资本主义权力关系，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环境问题，最终必然破坏人类生存的生态基础，因此，环境运动内在地包含了对环境正义的追求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对生态危机的解决也内在地包含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决。
“只有承认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而是我们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才能够为拯救地球而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寻找到充分的共同基础。”
[32]
总体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要求实现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既反对环境主义力图在现有资本主义框架范围内解决生态问题，也反对生态主义拘泥于地方生态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变革来解决生态问题，而是始终坚持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来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
这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当代生态相结合的必然结局，我们应当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谱系中来分析其理论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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