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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解决环境问题不应该忽视生态危机的阶级维度，而应该通过生态战略转换，实现环境运动同工人阶级的同盟，最终实现环境正义。
最后，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权力关系，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
对此，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断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消除生态危机。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以获得利润为其生产目的，它在本质上和生态理性是一致的。
当然，高兹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指现存的社会主义。
在他看来，现存的社会主义依然奉行的是经济理性，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抛弃经济理性，而代之以价值理性，才能真正实现对生态的保护。
显然，高兹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生态社会主义。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呢？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非官僚化”
和“分散化”
两个概念。
所谓“非官僚化”
，就是要打破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实行民主化，让工人阶级直接参与到生产的决策过程和管理过程中，激发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验劳动创造的欢欣，使人们把劳动创造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看作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
所谓“分散化”
，就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集中和日益扩大的趋势，改变大规模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代之以小规模生产和中间技术，实现技术运用的生态化。
如果说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的话，那么，价值观的变革就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
价值观的变革之所以必要和重要，主要是由于人们缺乏正确的哲学世界观、劳动观、消费观和幸福观，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思维范式，强化了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
在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控制自然”
的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把自由视为技术支配自然的机械结果，是一种社会安排的结果。
在这种社会安排中，鼓励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兴趣却丝毫不顾及对范围更广的自然与社会的影响”
[28]。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对自然的控制和掠夺，而且为了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通过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将人们引向以广告为媒介的无止境的异化消费中寻求满足和幸福，无法正确处理好劳动、需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是与“控制自然”
的哲学世界观紧密相联的，而异化消费则进一步支持着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其必然的结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断走向紧张。
因此，价值观的变革关系到能否摆脱异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关系到能否实现人类和生态的和谐发展。
那么，如何实现价值观的转变呢？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必须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和新的环境道德价值观，代替“控制自然”
的价值观。
对于为什么要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莱斯在《满足的限度》一书中指出，过去我们对环境问题的探讨还主要是拘泥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围，要真正解决环境问题，解决好人的需要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探讨人类和生物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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