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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道德规范是建立在生态科学规律的基础上的，但是科学规律反映的是事实判断，环境道德反映的是价值判断，从事实判断难以直接推出价值判断。
况且，如果将人类看作同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一样的普通存在物，显然将会降低人类的尊严，用这种降低人类尊严的做法来维护自然的尊严，在本质上是一种反人道主义的做法，实际上在实践中也难以真正执行。
因为从实践上看，生态中心论强调生态整体性既会陷入“环境法西斯主义”
的误区，无法处理生态整体和物种个体之间的矛盾，又会导致一种单纯为保护生态而展开的激进生态运动，使得那些依赖环境资源生存的群体，如林业工人，必然激起对环境运动的反对和敌视，因为这种激进的环境运动危及了这些群体生存的基础。
不仅如此，在环境保护过程中，不同物种之间必然存在着生存矛盾，这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生态中心论缺乏协调、化解这些矛盾的现实主张和必要手段，最后只能流于像西方“深生态学”
那样把保护生态环境寄托在人类实现从追求自我利益的“狭隘自我”
向追求与生态合一的形而上学的“生态自我”
的转换上。
尽管人的境界提升和生态意识的增强对于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显然这毕竟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主义思考生态问题的方法论提出了疑问。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生态主义“没有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实质。
生态问题首先而且最主要地被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而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也因此就被完全忽略了”
[21]。
也就是说，生态主义忽视了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忽视社会的物质组织的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仅仅把生态问题归结为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与超越，进而陷入到反科学技术的浪漫主义错误中。
而事实上，“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虽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并不必然是指对自然或者自然规律的极端漠视”
[22]。
这就意味着，从方法论的视角看，要解决生态问题就应该立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把历史观和自然观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特点。
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生态中心论，但是从方法论上看却有益于生态中心论。
[23]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生态主义提出的以生态社区建设和个人生活方式改变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行动”
和片面的环保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提出了批评。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生态自治、生态社区建设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问题，但是却无法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这是因为，生态危机的产生同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地方性的生态问题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分工的必然结果。
“大多数的生态问题以及那些既是生态问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在地方性的层面上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区域性的、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计划也是必需的。
毕竟，生态学的核心就在于各种有特色的地方及问题间的相互依赖性，其核心还在于需要把各种地方性的对策定位于普遍性的、国家性的以及国际性的大前提下，这也就是说，要把地方性和中心论扬弃为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新形式。”
[24]这就意味着必须把改变资本主义的全球权力关系同个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
生态主义不仅强调地方性行动，而且它强调地球的优先性，把保护地球生态系统作为其首要的目标。
它倡导一种激进的环保主义，主张一种超越阶级斗争的政治立场，而导致了生态运动中的环保主义者同工人之间的相互敌视，从而无法使生态运动走向有组织的激进阶级运动。
因此，必须改变片面的环保主义战略，而应该通过生态转换战略建立环保主义者同工人阶级的同盟。
也就是说，生态运动应当在保护工人的生存权利和自然可持续发展之间保持某种张力，消除环保主义者和工人之间的成见，从而共同反对资本追求利润的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
通过以上的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生态政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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