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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批评马克思“没有授予自然资源任何内在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和在生产过程的描述与评价中完全忽略了能量平衡。
……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考虑一种建立在利用（所谓的）可耗竭资源基础上的经济（资本主义）如何可能会耗尽生产资料”
[49]。
第二，他们批评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生产力的无限增长，从而在如何利用和思考自然的问题上，过分强调了生产的作用。
因此，“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流派，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比如在他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无限制发展。
……人们必须追问关于增长的物理限制以及更基础意义的关于所有经济活动的熵性质（Entropiature）的问题”
[50]。
但是问题在于，由于自然资源的限制，未来社会的难题将是关于生存而不是如何分配财富的问题。
因此，“在决定我们如何利用和思考自然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分强调了生产的作用（尤其是商品生产）。
尽管这很重要，生活的其他领域——例如‘生物和社会的’（而不是经济的）再生产的进程——也是同等重要的”
[51]。
与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不同，也有一部分论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含蓄的方式包含着足够的生态学的观点。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虽然支持技术进步乐观主义的观点，也很少论及独立于人类需要和意图以外的自然价值，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社会的‘控制’自然的思想并不蕴涵着一个专横的主仆关系，事实上是给予人类在追求合法需要过程中明智地改变自然能力的一种技巧和才智”
[52]。
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具有明确的生态学立场。
从哲学上讲，他们的这种生态学立场来自他们“关于社会与自然相互依赖以及通过劳动人与自然相互转变的著述，还来自他们对技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的资本主义毁坏（异化）以及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自然与人关系转变的观点”
[53]。
此外，他们的生态学立场还与他们的阶级立场有关，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者和自然都受阶级统治的剥削，因而，他们将随着从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
[54]。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佩珀明确断言，马克思主义不是生态中心论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的分析对生态中心论是有益的。
这种有益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生态中心论者在分析生态问题时没有关注到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始终把生态问题的产生与特定社会的具体文化与经济特征相联系，强调当代生态问题的产生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剥削，而这恰恰是生态中心论者较为漠视的地方。
第二，马克思主义为生态中心论者提供了观察生态问题的新视角。
马克思主义要求在观察和解决生态问题时，一方面不能忽视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考察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因为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导致了威胁人类持续生存的环境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佩珀具体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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