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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对于卢梭的理解同样是变动的。
1789年攻克巴士底狱不久，民众在巴黎的圣苏尔皮斯（Saint-Sulpice）广场为战斗中死去的人祷告，主持仪式的牧师因故未到，一个律师上台即席发言，他将卢梭看作“为人仰慕的贤哲”
[8]。
1790年，一个青年写了部《教理问答》，要去亚洲宣传卢梭的原则，卢梭是一个宗教化的人格：
谁握有真理？上帝。
……
谁是上帝真正的先知？卢梭。
[9]
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卢梭，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卢梭，一个人青年时代的卢梭观与中年时代、老年时代的也会不同，所以法国政治话语里有保皇的卢梭、保守的卢梭、反革命的卢梭，有敌视专制的卢梭、倡导共和的卢梭、赞扬革命的卢梭。
1794年9月15日，拉卡纳尔在一篇报告中同情他的遭遇，“贫困、流浪，受日内瓦贵族迫害，仍关心人的自由”
，但出人意料的是拉卡纳尔建议政府收回之前对他的赞誉，因为那有违正义。
[10]丹特莱格伯爵年轻时不喜欢耶稣会的教育方式，毕业后像卢梭一样是自我教育者，十八岁时买到《新爱洛漪丝》，像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沉浸于它的魅力。
他对同伴谎称自己病了，闭门不出，八天读了三遍，“只有这本书的人物能吸引我，我甚至忘了谁是作者，第三遍快读完时，我想知道是谁写的，‘让-雅克·卢梭’，我返回书店，问卖书先生是否有卢梭的其他书，我都买”
[11]。
丹特莱格本来就对现实不满，尤其是**的宫廷，受卢梭的影响后更激进，一度有刺杀暴君的狂热；但革命暴力让他心生悲观，他不再批判君主专制，要回归旧制度，并以卢梭的思想阻止革命。
之后他又批判《社会契约论》，“革命家不要从中找建设现代政治制度的良策”
；1793年逃离法国后，丹特莱格是王权代理人，保皇派的要员，直到1812年去世。
[12]
夏多布里昂（1768—1848）又是一例。
从1797年的《论法国革命》、1805年的《勒内》到1841的《墓外回忆录》，他由对卢梭的赞扬演变为刻意去遗忘，或是憎恨。
[13]《勒内》写一个青年人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见闻，其中有卢梭的风格：“多么幸福的野蛮人！
要是我也能享受你们的平静该多好！
我走遍了这么多地方，收获甚微，而你们坐在橡树下，无忧虑地打发岁月。”
[14]时至晚年，夏多布里昂否定了年轻时的理想：“我怀着恐惧把一本本《论法国革命》扔进火里，好像那是犯罪工具，如果能毁掉这部著作，我会毁掉它。”
[15]在《墓外回忆录》里，对于卢梭生活过的圣皮埃尔岛，夏多布里昂不再有去缅怀的愿望，而是回避它。
法国旧制度晚期的混乱中有一个历史问题：启蒙与革命在什么条件下有助于新制度的草创，或者说“启蒙—革命—现代国家”
的逻辑如何才成立？18世纪的法国历史未提供理想的答案，启蒙本质上是否定旧习俗的语言革命和思想革命，却受到旧风俗和旧话语的排挤。
旧制度已失去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革命能打碎百弊丛生的制度。
1789年的激进行动取代了言语论辩，启蒙思想有了实践的可能，但暴力革命里有诗意，有重生的愿望，有破坏一切的怒气，在汹涌的意见与粗鲁的举动里，个人命运无常，民族精神愈加混乱。
里尔丹侯爵生活在乱的时代，并承受了乱的后果。
他素来敬重卢梭，1778年5月不顾教会和世俗权力阻挠，在领地上为之提供避难所；卢梭在埃莫农维尔时，里尔丹让自己的孩子跟随他学习植物学，时常邀请他来家中进餐。
1778年7月初卢梭去世后，他在领地的白杨岛上为之修建墓地，次年写了一首悼念诗：
在安静的树荫下，
有让-雅克·卢梭的遗体，
友谊立起了墓碑。
在所有敏感的心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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