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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卢梭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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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七六六年的卢梭”
是法国旧制度晚期的风俗画，包含一个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间里的多种境遇。
1750年《论科学与艺术》获奖后，卢梭是有才华的论战者，又被人视作诡辩家；《新爱洛漪丝》和《爱弥儿》出版后，他是不朽的作家，也有人指责他是思想异端。
1766年因与英国文人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矛盾，他的形象不再取决于写作风格，而是报刊舆论里的道德评判，以及空泛的好奇。
他对纷乱的意见无能为力，就想退出文学共和国，但争议更多，他已是舆论的玩偶。
1778年卢梭去世后，一个政治化和宗教化的人格出现了，与之相关的是一套解释性的话语体系，法国人称之为“卢梭主义”
（Rousseauisme）。
[1]卢梭的形象生前失控，是因为他的病痛超出了时代医学的解释力。
医学实验和理论基础有欠缺，庸医谋财害命，江湖郎中到处行骗，卢梭耗尽财力不能治愈，又不被人理解，他为此痛恨医生和医学。
这是1750年后卢梭反科学立场的直接原因，而在科学理性已成为意识形态的年代，反科学的言论让他的形象更复杂。
1766年，他的精神出了问题，道德评价的介入扭曲了他的身体话语，剥夺了他的辩解资格，在困境与恶意中，他觉得人心不古，世俗生活难以捉摸，对社会风俗的批判更严厉。
论敌却说他露出了真面目，而普通人觉得他的写作风格变了，真实坦诚，比其他作家更易接近。
卢梭与其解释者无法融通，解释者之间也难有共识，一些人鄙夷的却为另一些人赞赏，双方各执一端。
在对立中，旧制度的弊端引起的心理失衡有了肆意表达的出口，在混乱的舆论中，他的形象一次次分裂，一切似乎与之有关，却与之无关。
他看着自己的形象，一个捉摸不定的变体，他希望它赶快离开是非之地，倏忽间又来了一个新的。
1766年之前的卢梭是启蒙者，开放理智，注重体系精神，之后的卢梭是浪漫派，敏感沉静，又有人文关怀。
法国革命前后又有两个卢梭，一个是生命意义的，一个是政治意义的。
第一次转变源于残酷的生命体验，从启蒙者到浪漫派尽管是被动的，却是卢梭的选择；第二次转变已脱离他的意志，生前他是病人、启蒙者、戏剧家，去世后，尤其在革命时代，这些身份为人忽视，取而代之的是立法者、革命之父。
在美德专制的年代，他的批判者沉默不敢言，热月政变后他们开始反击，卢梭旋即是革命暴力的鼓惑者。
法国革命最大程度上影响了卢梭的形象，它出现于国民公会辩论、报刊杂志、私人通信和街谈巷议里。
1790年1月，杜切尼（Bonneau-Due）的描述有些夸大，但不是无中生有：“所有人都在读卢梭，仰慕他。”
[2]他的政治理念是1793年《人权宣言》的思想基础，他的美德观与平等观成了革命意识形态，并在政治恐怖时代甚嚣尘上，“人们不会忘记马拉动员群众时手拿《社会契约论》的样子”
[3]。
争论中，有人说他反对君主制，“《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十二章是明确的证据”
，有人说他赞成君主制，“若身在革命时代，他会同意颁布法令，督促法国政府实行君主制”
[4]。
有人说他是保守的贵族，“卢梭从未发表类似革命标语的言论，他主张民主制度适合小国家，不适于法国，若亲历革命，他会在贵族一边”
[5]。
革命派以之为精神之父，他们之间却相互矛盾，“罗兰夫人的卢梭观是吉伦特派的，追求自由，罗伯斯庇尔的卢梭观是雅各宾式的，注重平等，巴贝夫的卢梭观是共产主义的，向往理想社会”
[6]。
此情景符合法国史学家奥祖夫的评论：任何简单纯粹的复制中可能有背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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