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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卢梭休谟之争时，亚当·斯密力劝休谟不要进入公众视野，“那是在冒险，报纸上多是道听途说的小故事”
[262]。
旧制度之下，法国没有保护私人空间的法律，窥探隐私的愿望不可遏制，“安插间谍，收容奸细，偷拆漆印，截留书信……政治风俗就是这样”
。
1789年国民公会获悉美国《马萨诸塞州宣言》后才想在法律上有所改观：“共和国的成员在法律上有依靠，对于人身、财产与名誉的不公正行为，应无偿获得正义的保护。”
[263]
所以，卢梭是第一个主动退出文学共和国的“公民”
，之后他很少写信，也不再回信，尤其是对待不熟悉的人，他时常变更收信地址，回避不速之客。
致信老朋友培鲁时，地址改为“MrsLup;DrakeUnion-don”
，要求转信人“不要传播他的新地址，不要让人看他的信”
[264]。
从伦敦回巴黎后，他依旧藏匿住址，1767年7月，致信拉图尔夫人时告知的是孔代的地址“M.detàl’H?telleBlanc，ruedeCleryAParispourle”
；致普尔兰（Portland）公爵夫人的信里不再写名字，也没有收信人的地址。
[265]之后一年多，他不断变更名姓，用过雅克（Jacques）先生和勒努（Renou）先生，“我宁愿在他人的记忆中死去，希望您尽量少谈论我，不要向我的朋友提起我”
[266]。
在出版时，他慎之又慎，“一本书，尤其是好书，往往是作者的灾难”
[267]。
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处心积虑地挣名声，还写东西，但不为出版，无论什么内容，“不以我的名义，也不匿名出版，活着不出版，死后也不”
[268]。
但因迫于生计，1767年他又出版了《音乐辞典》，只是对公众的关注忐忑不安，以为那是不幸的事。
[269]后来，他不堪舆论的扭曲屡次下笔反击，但对于自己的“回忆录”
，他坚持去世后出版，他将草稿交由妻子保存时嘱托她1801年才可以打开。
[270]
不再以写作为寄托，他热心于植物标本。
在英国武通时，邻人罗宾逊（OwdJamesRobinson）、农夫伯顿（Burton）和苏尔特（Salt）小姐注意到他每天外出散步，回来时带一大把植物。
[271]英国早期浪漫派布斯比是德比郡人，既是卢梭的朋友，也是其敬仰者，他同样观察到，卢梭每天穿着亚美尼亚族的长袍上山采标本。
[272]回法国后，他在巴黎北郊的克里希（Clichy）隐居，只关心植物学，“没人问起他，没人拜访他，没人谈起他，命运剧变，几乎比任何人的经历都突然”
[273]。
1767年10月，沃波尔从法国返回英国后将这一情况转告休谟，以示安慰，沃波尔以之为“惨境”
的却是卢梭刻意追求的。
1768年6月27日，《秘密回忆报》报道：“他一天到晚采集标本，对外联系少，不说话，不写东西，特蕾兹对外人说她的丈夫烧了《忏悔录》的草稿。”
不久，他又去多菲内（Dauphine）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采集，1770年7月22日，在朋友帮助下进入凡尔赛宫的国王花园。
[274]
卢梭生命后期的藏书单说明他在去世前未改变1766年的性情。
1778年春，他到巴黎北郊的埃莫农维尔定居，随身带有《普鲁塔克文集》（十二卷）、塔索著作（一卷），其余为植物学作品，包括哈勒里（AlbertHalleri）的《瑞士本土植物》、布封的《鸟类自然史》、奥布莱（Aublet）的《法属圭亚那的植物历史》、阿玛尼（Ammani）的《稀有植物》、图尔纳福尔（Tour）的《植物园结构》、亚当森（Adamson）的《植物族谱》、林奈（Linné）的《植物种类》《蔬菜种类》等。
[275]卢梭对植物学的理解不同于当时的人，他们研究植物，是为发现自然的秘密，卢梭的“自然”
不是理性意义的，是隐居时的情感归宿。
与之相应，他的心境变了，像一个与世无争的老人，厌恶争斗与吵闹：
从前，我满怀热情地喜爱自由与平等，希望无拘无束地生活……拒绝朋友的礼物，为此经常引起矛盾；现在，我的喜好变了，相对于自由，我更爱平和……对于敌人也力求平和相处。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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