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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求真实
18世纪，法国游记文学里的乌托邦语境是文字遭权力驱离后在妥协中抗争的结果，与之相关的政治理论同样偏离实际，但科学研究、史学写作、宗教史批判仍旧以真实为纲，不只关乎客观的世界，也涉及人的感觉及知识的来源。
“谁能承担描述人的责任……哲学家，他们研究自己的内心，看人的本性，了解各种职业，明白它们的价值、麻烦和便利。”
[155]牛顿对于文学共和国影响深远，1713年，罗杰·科茨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作序：
从真实存在的原因推导事物本性，寻找那些定律，发现最高创造者所建立的这个最美丽世界的秩序……是真正的哲学……正直和公平的法官会赞成最好的哲学方法，因为它以实验和观察为根基，由于作者的杰出著作而增光添彩，他的卓越才华解开了最困难的问题。
[156]
清晰准确是文学共和国话语的风格，对于模糊的事也要用严谨的语言陈述，营造真实的语境。
里斯本地震后不久，尽管无从解释它的发生原理，各类小册子却以貌似理性的语言发表评论，理性被人误用。
1756年5月，《百科全书报》记录了这一类的科学热情：
所有物理学家都在寻找地震原因，很多科学院为此设立奖金，各个中学只关注那些残酷事件……总之，所有人想知道自然的秘密。
一个人猜测是地下的突然爆炸，因为炸药的主要成分（铁屑、硫黄）存在于地下，里斯本地震后，空气里有硫黄的味道。
[157]
但在普遍意义上，实践理性已是文学共和国的基础，天体观测、动植物研究、物理化学实验都在寻求真实性与客观性，不同于经院哲学式的理念拼凑（见图3-1，1708年9月太阳观测记录[158]）。
18世纪中期，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百科全书》时重视直接经验，“编写者求助于最好的手艺人，不辞劳苦，到手工作坊请教，在他们的指导下编写条目，选用最恰当的术语，列出表格，逐一定义”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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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708年9月太阳观测记录
追求真实的倾向超越科学界，蔓延到史学、文学和戏剧领域。
伏尔泰研究过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在土耳其避难的历史：一封以瑞典国王名义致苏丹的信冲击了土耳其的政治秩序，民众对局势有不同的判断。
行文至此，伏尔泰提及现代史学规范：“史学家要坦率地记录事件，别去探寻什么动机，只写准确了解的，不猜测模糊的情节。”
[160]这一趋向在18世纪未曾间断，1789年，伯维尔描述卢梭的生活时讲述亲眼所见，至少是他以为真实的事，“可能有错误，非有意为之”
[161]。
狄德罗要求文字接近生活，“一旦抛开自然和真实，美感就消失了”
，在评论戏剧《嫉妒者》时，他注意的是日常事：几堵墙围成一个房间，房间深处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一盏灯、一个水罐、一块面包。
情景简单，却是开放的、可延伸的想象空间：一家人的生活是怎样的，是否有普遍的象征意义，一个作家如何将现代美置于琐碎的对话中？在评论戏剧《家长》时，狄德罗关注儿女婚事，“一家之长要考虑对方的财产、门第与教育，那是父亲的责任，最费心力”
[162]。
中世纪不乏类似的事，却未进入思想世界，18世纪就不同了，世俗生活与艺术的距离近了，只要其中有静穆或灵动的优雅，就有变成艺术的可能。
辨明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权力的说教，哪些是庸俗者的卖弄，哪些是大嗓门的叫喊，以真相驱逐幻象与谎言，从后代的注视中获得荣誉感，这样的动机支撑着文学共和国的现实感：“事实最重要，事实不是别的，正是那些真实的存在。”
[163]源于这样的现实感，现代早期的人在抛弃幻象与迷信后有力量把握确切的因果关系，语言与客体世界的统一成为可能，即福柯所谓的“词与物的统一”
。
四、“我”
或人的主体性
主体人格是现代知识体系的起点，涉及人对上帝、历史、自然、社会的独立判断，以及现代医学和心理学对于身体和精神的关怀。
在神学时代的话语中，人的身体和精神是分离的，身体归属上帝管辖，精神活动是为救赎原罪。
在信仰语境衰落时，身体和精神的融合仍旧困难，古代文本注疏学流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在经院哲学家诠释后排除了重新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只要遵循旧范就可以，不要有超越的雄心，人在古学与神学语境里没有独立的地位。
病痛为身心合一提供了可能，但痛苦的感受仍会导向原罪论，与此同时，混沌疯狂的医学实践让精神备受压迫，走投无路时不得不回归救赎原罪的命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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