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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文学共和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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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乐观
“乐观主义”
（optimisme）在词源上可追溯到1737年的耶稣会杂志《科学文艺史备忘录》（又称《特雷乌报》）关于莱布尼茨《神义论》（Essaisdethéodicée，1710）的评论性文章：那是一部基于世界是“最完美的存在”
（optimum）的作品，“最完美的存在”
是善与恶的平衡状态，也是应对世间之恶的最好方法。
[137]在文学共和国里，有些人对于世俗生活的前景是乐观的，而蒲柏的《人论》（EssayonMan）里就有一个幸福现代人的形象：
有降生，有死亡，他能推理，会犯错，他是奇妙的生物，在科学指引下攀登，量地球，称空气，描写潮汐，发现天体运行的轨道。
去吧，与柏拉图一起飞向宇宙最高处，飞往最善良、最完美、最公正的地方。
蒲柏的风格为人喜爱，因其以温和的言辞激励人。
1755年，法语杂志《文学选编》刊登一篇评论蒲柏的文章，除了认同他的“一切存在的都是好的”
（Toutcequiest，estbien）之外，又进一步提出“一切存在的在当下是好的，在未来也是好的”
[138]。
1756年，卢梭就里斯本地震与伏尔泰辩论时的乐观就受他的影响。
[139]1762年，《法兰西学院辞典》收编了“乐观主义”
，柏林科学院以之为征文主题，让人们思考为什么一切存在的都尽可能的完美。
悲观是17世纪法国思想的特征之一，这要归因于世界纪年表和文艺复兴的不良影响。
关于世界纪年表，当时有一个说法：世界只存在6000年，耶稣降生时末日审判已临近，3世纪，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存在时间为5500年，即阿夫里甘（Julesl’Afri）纪年表，5世纪又被定为5200年，之后变更为4000年。
[140]世界末日越来越近，自然异象让人心波动，普遍的焦虑感在虔诚者的心里蔓延。
1729年，富凯神父出版《中国历史纪年表与六十甲子》和《中国历史新年表讲解》，中国历史的开端比耶稣降生早五百年，一个比欧洲更古老的中华文明蓦然出现，世界末日已在眼前。
宗教界惯于以谎言和说教维护旧观念，就为中国历史人物更名换姓，伏羲为以诺，盘古是雅弗，尧是伊克坦（Je），汉字的“公”
是指三位一体，《道德经》开篇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是更好的证据，汉字的“船”
可分解为“舟—八—口”
，也就是诺亚方舟，根据《圣经》，世界大洪水时，诺亚、闪、含、雅弗及其妻子共计八人。
[141]
神学界内部的争论仍旧无从融通。
1659年，荷兰的新教徒学者沃休斯（IsaacVossius）根据“七十子圣经”
重新确定世界纪年，将世界的开端向前推1440年，创世纪是在耶稣降生前5400年。
这种纪年法能化解迦勒底、埃及和中国历史对于传统纪年法的挑战，东方文明不再完全领先于西方文明。
但同年，莱顿大学的霍恩（GeHorn）坚持之前的圣经纪年法，即从创世纪到大洪水之间有1656年，沃休斯以为是2256年，而霍恩认为基督诞生于创世纪后的4000年，到1659年，世界年龄应该是5659年，而非沃休斯所说的7048年，他的文献不可靠。
[142]17世纪末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和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学者报》介入后，这场争论传播范围更广。
启蒙哲学家足以应对绝望，自然神学和无神主义者更加确信他们的时代要来了，于是努力论证神学世界观的矛盾，彻底否定教会历史观。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性气息消解了信仰时代的沉闷与慌张，人的容颜不再像往日那般庄严与死寂，人的主体性与想象力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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