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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我心中，人第一次具有了不由外来权威，而由内在权威、由良心来审判自己的权利。
当人满怀谦卑地蔑视自己、侮辱自己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他却意识到自己在模仿和效法着上帝；上帝越是远离尘世的物质世界，人就越是在自己个人的精神世界中为上帝设立祭坛；上帝实质上成了个人心灵的俘获物，尽管表面上个人心灵成了（他心中的）上帝的俘获物。
[182]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分别以执著于尘世生活以及贬低尘世生活而直接超升天国的方式，为人的自由意志摆脱外在宗教教条的束缚而建立了功勋。
在这方面，宗教改革似乎对后世具有更深刻、更本质的影响，它使自由意志概念不再只是日常感性的任意性，而成为一种个人精神对普遍性的无限追求，这就为现代自由人格的形成奠立了最深的根基。
路德“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
[183]，这种僧侣不是教会的僧侣，而是唯灵论的、个人主义的僧侣，他孤独、阴郁，丝毫不顾忌世俗的压力（因而显得十分自尊），苦苦思索着的是自己唯一的天职——争取自己的精神自由。
这就为自由意志概念跃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即意志自律层次提供了一个阶梯。
如果说，西方人在把道德生活奉为最高精神生活的时候，其伦理学说的核心问题是自由意志问题的话，那么如此注重道德生活的中国传统哲学对待自由意志却很少有什么理论上的兴趣。
对于善、恶产生的根源，西方人追溯到人的自由意志，中国人则追溯到人的“性”
，即天生的本性或自然素质之上。
儒家传统自孔夫子以来，就将外在的礼法规范内化为人的自然本性的要求，诉诸人本原的心性；这心性在他们看来本身是一种完全确定了的东西，而绝不是什么不确定或不可规定的东西。
孔子所谓“为仁由己”
“我欲仁斯仁至矣”
，意思并不是说我有行仁义的权力，而只是说我有行仁义的天性或天赋能力；不是说我可以行仁义，也可以不行仁义，而是说，只要我凭自己的本性行事，无需任何外在条件，我就必然会行仁义[184]。
我们已讨论过孔子的“我”
“己”
与“人”
（他人）相对立的含义，这里的意思也正是在与“他人”
、与外在的非自己本性的环境条件相对而言的。
所以，“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185]也是说不用他人或客观条件的帮助，人凭其本心即可为仁。
这个意思在孟子那里说得更明确。
孟子认为每个人天性中就已包含着“仁之端”
“善之端”
，只要他不蒙蔽或戕害自己的本性，他就会自发地怀有仁心，而根本用不着什么自由意志。
相反，人在行仁义时若能达到浑然不觉、无意为之的境界，才真正是仁的极致，成为“圣人”
，这就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186]。
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187]也是这个意思。
也许有人会说，孔孟讲修身养性，讲志气不可夺，“不得志独行其道”
[188]，至少是反对随波逐流，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自决性的，这不也是一种自由意志吗？但问题在于，这种“自决性”
最初并不是自己决定的或本源自发的，而是由天生的本性和天道预先规定好了的，人的意志只不过是坚持自己的这种被规定性，从根子上说并不是自由的，而是一开始就无可选择的。
当然，本性好的人也可能不坚定，可能自暴自弃、堕落和犯罪，但这被看作本性受到外来偶然环境的影响和腐蚀的结果，也不是自由意志的产物。
总之，自由意志在人的善、恶问题上并没有根本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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