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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欲横流”
，与动物随心所欲的本能冲动混为一谈，却把真正的自由理解为淡名利、守节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总之是不食人间烟火。
还有的人把自由的较高层次上的规定（如后面要讲的“自律”
）视为自由的唯一规定，而抽掉了它底下得以生根的基础，即任意性。
以不自由为自由，以束缚为解脱，以丧失人格为最高人格，这种事情我们见得太多了。
诚然，自由意志或任意性的确有一种对人类文化、伦理道德和传统习俗的反叛和破坏性力量，但它同样也是（并且本质上是）建设性的：当它针对着野蛮、兽性、本能和惰性的力量时，它就是一切道德原则之所以能确立起来的原动力；即使当它为人类动物性需要所加强而冲破旧的限制时，它也并非一定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恰好相反，从整个社会来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的人越多，其程度和范围越大，这个社会就越富有生气，因为它的总体效应将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想干坏事（不管是出于道德还是出于利害考虑），而想干真正有利于自己和大家的事。
社会的腐败绝不是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引起的，而是由于少数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多数人却想干什么都干不成而造成的。
人们理所当然地把这种体制当作任意性首先要破坏的对象。
古代希腊人对人的自由意志进行了最初的研究。
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在于人有没有自由意志，人人都具有自由意志是一个事实。
他们要探究的是自由意志的性质和后果问题。
在这方面，希腊人有两种不同看法。
一是苏格拉底的看法。
他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本质上是向善的，因为只有善事才对他有好处，恶事则使他亲受其害。
一个人之所以要去作恶，也只是因为他以为那是善的，只要他知道了那是恶，他就不会主动去作恶了。
因此要达到善，关键不在于限制人的自由意志，而在于教给人什么是善的知识；至于为善的意志（德行）本身，则是人天生固有的，不可教也不用教的。
与此相对立的是智者派的看法。
普罗塔哥拉认为，人们为了维持社会生活不得不假定人人都具备道德和正义的自由意志，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制和教育，那么人就会“只怀着一些相反的恶习”
[163]，而不能凭自己的自由意志成为一个善人。
另一位智者斯拉斯马寇说得更明确：“原来，人类之所以责难不公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肯去做，而是恐惧自己将成为不公正的牺牲者。
从这样看来，苏格拉底啊，不公正如变成大不公正，反可较公正更为有力，更为自由，更为主动。”
[164]换言之，人只要可以避免成为别人作恶或自己作恶的牺牲品，他就会尽量去作恶，因为这对他有利。
这两种对自由意志的看法，都还仅仅停留在自由意志的“自发性”
或“任意性”
这一基本点上，尚未达到一种“选择”
能力的理解。
这实质上仍然只是一种磁石指向北极式的自由。
如果人能凭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在苏格拉底看来就只能自发地行善，在智者派看来则只能自发地作恶；前者认为作恶是由于缺乏知识而违背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后者认为行善是由于心怀恐惧而限制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两者都认为，只要排除了对外界事物的考虑（认识因素或利害因素），人的自由意志就可以像任何具体事物一样得到规定（善或恶）。
显然，对于自由意志试图在性质上给予一义性的规定的这两种初步尝试，实际上都取消了自由意志，最终也取消了这个自由意志的善或恶的属性。
因为，一个行为如果是无法选择的不能不如此的行为，它就不再是自由的行为，也不再有善行或恶行的含义，正如自然现象本身无所谓善恶一样。
然而，苏格拉底和智者派的自由意志观却给后来西方人讨论自由意志问题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方向。
首先是自由意志和知识的关系问题。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有了关于善的知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正确地行善；智者派则从反面揭示出：人有了关于恶的知识，才可能出于恐惧压抑自己作恶的自由意志而服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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