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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也可能是一种权衡。
商业的衰退和大规模军事征服使铁器时代那些规模较小且压力重重的社区隔绝开来，让它们远离了四处传播的瘟疫。
尽管如此，瘟疫与骑马的草原游牧民族的兴起和扩散之间的关联，奠定了地缘政治结构的关键要素，这种结构将延续到近代早期，并在近四千年的时间里塑造欧亚大陆。
最早的瘟疫发现于青铜时代早期的墓穴，它们属于大约公元前2800年的阿尔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讲原始印欧语的人群，以及大约公元前2200年的里海北部的大草原上的辛塔什塔人（Sintashatapeople）。
公元前2000年后的某个时期，辛塔什塔人将笨重的四轮马车变成了轻便的两轮战车。
战车武士、战车战争，还有操着印欧语的人群开始向四面八方扩散。
战车武士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到达地中海东部，塑造了青铜时代晚期的战争形态；战车，或者说操着印欧语系语言的战车武士，抵达了中国，并被商朝及其继任者周朝同化。
草原与帝国腹地的联系紧紧围绕着马匹交易，它既可以拉动战车，也可以运送其他重要商品。
这些战士和商人中有人讲古印度语，其中部分人向西迁徙到安纳托利亚，向南进入伊朗，向东南则到达旁遮普（Punjab），那里宏伟的哈拉帕城在公元前2000年消亡。
七百年后，这些人的一个分支在印度河北部支流地区定居下来，把《梨俱吠陀》写成了文字，并准备开始向东长途迁徙到恒河流域的森林中。
然而，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草原上发生了两大重要转变：一个是草原武士从马拉战车转移到马背上，另一个是瘟疫的毒性增强并且传播途径增多。
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开始，黑海北部的大草原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斯基泰人（S）的军事文化，他们或许与中亚地区有更深的渊源。
不同于老式的长弓，他们使用的是短的复合弓，可以在马背上使用。
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草原上，斯基泰人是第一批出现在草原上的尚武民族，未来匈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将陆续到来。
随着世纪交替，不断涌现的游牧民族袭击和征服了欧亚大陆南缘主要的古文明。
公元前800年之后的太阳活动减弱时期（被称为荷马太阳活动极小期，Homeriimum），从斯基泰人开始，这些军事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马——将生存于气候更寒冷的时期，其间潮湿的西风和冬雪遍布从黑海到蒙古的草原与大漠。
这种气候使土拨鼠和大沙鼠的领地发展壮大，这些啮齿动物正是耶尔森氏鼠疫杆菌（Yersiis）的重要宿主。
值得注意的是，遗传学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950年的某个时段，鼠疫杆菌以两种方式发生突变：发展出了可借跳蚤传播的基因；发展成可感染淋巴腺的具备完全毒力的形态。
因此，从斯基泰人的崛起到草原军事社会的消亡，以及18世纪对鼠疫的遏制，草原仿佛草与灌木构成的内陆“海洋”
，一直威胁着欧亚大陆南缘的大量人口，影响范围从中国和印度直到中东和欧洲。
草原武士与季风地带的统治者及其治下的农民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世界体系。
▲位于尼尼微（Nineveh）的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宫殿中的亚述骑兵浮雕（公元前700年）。
公元前2000年前后，草原武士最早利用马拉战车作战，之后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发展出骑术。
马背战争的扩散可以反映瘟疫从大草原向欧亚大陆传播的轨迹。
进入钢铁时代
上述形势显然不利于迅速恢复。
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极小期（Hallstattsrandminimum）并未不稳定地持续，而是可能结束于公元前700年，但它造就了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更加寒冷的气候条件。
之后的六七百年，世界大部地区的气候相对有利，北半球更加温暖，亚洲季风强劲，拉尼娜现象频发。
在这几个世纪里，亚洲内陆地区（或许还有北美地区）很可能遭遇干旱，但除此之外，气候条件对大规模扩张有利。
危机时代里，世界人口数量很可能从公元前1200年的1亿人这个峰值迅速下降，但到公元前300年，人口数量又反弹到大约1.85亿人。
其中，有1.3亿人分布于中国、印度和西南亚埃及这三大欧亚文明区，囊括了世界人口总数的70%以上。
如果我们把欧洲的2200万人口也算上，旧世界的核心人口数量就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80%以上。
人口增长高峰期一直持续到公元300年，当时全球的总人口达到了2.5亿人。
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分布于大俄罗斯及亚洲内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洲及安第斯山脉这三大区域，数量占比大约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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