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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语儿童研究结果表明（deJong&vanderleiji's，1999），在学前班进行测量时（含括语音意识、口头语短时记忆和RAN测量），只有RAN仍然对一、二年级时的单词再编码速度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在一年级学年初进行测量时（包括语音意识、语言短时记忆和RAN测量），在预测一年级学年末单词再编码速度方面，RAN和语音意识都是重要的因素，并且三个因素都能显著地预测二年级的单词再编码速度。
后续研究进一步表明（deJong&vanderLeij，2002），在控制了一年级单词和词汇再编码速度以后，在一年级学年末的测量中，语音意识和RAN对于预测三年级的单词再编码速度都具有独特的作用。
有少数研究对学习不同语言的儿童进行了对比（例如，Caravolasetal.，2012；Furnes&Samuelssoal.，2008；Patel，Sno;deJong，2004；Vaesseal.，2010；Ziegleretal.，2010），关于语音加工方法对阅读能力的影响结论也不尽相同。
在首次研究中，研究者使用音素删除任务和测量快速命名速度的方法，对英语和荷兰语阅读速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Pateletal.，2004）。
英语阅读儿童的年龄范围为6岁2个月到11岁7个月不等，而荷兰语阅读儿童的年龄范围为7岁到11岁10个月不等。
结果发现，“英语和荷兰语阅读间同时存在的影响因素极为相似”
（p.793）。
对于个体阅读差异来说，音素删除（测量准确性和反应时间）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而快速命名颜色、动物和物体则不是。
因此，在无论正字法是否明晰，语音意识都是个体阅读能力差异的一个影响因素。
但是，研究结果还发现，即便控制了语言、年龄、词汇量、音素删除和RAN，语言与音素删除交互作用在单词阅读准确性方面导致了大部分的变异量。
后续分析分别对英语和荷兰语的单词阅读准确性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虽然音素删除的准确性对于英语儿童来说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但对荷兰语儿童则不然。
基于后续研究（Pateletal.，2004）结果，我们也对不同的语音加工技能在不同语言阅读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
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者（Geiouetal.，2008）考察了语音意识、RAN、语言短时记忆和正字法知识对英语（正字法不透明语言）和希腊语（正字法相对透明语言）阅读准确性（猜词活动）、词汇阅读流利性的作用，对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儿童进行了跟踪，以了解每种语言阅读能力的情况。
我们对一年级的儿童进行了认知加工技能的评估，并对一、二年级的儿童都进行了阅读评估。
结构方程结果显示，语音加工和正字法加工都对一年级和二年级儿童的阅读能力起独特作用（见图2-1和图2-2）。
但是，在两种语言中，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尤其是在单词再编码方面。
相对于希腊语的猜词活动，语音意识在英语的猜词活动中是更为显著的影响因素。
相应地，相比英语的单词阅读流利性测试，RAN在希腊语的单词流利性上是更为显著的影响因素。
最后，相对于希腊语阅读，正字法加工在英语阅读中是一个更为显著的影响因素。
在第二项研究中，我们考察了字母知识、语音意识和RNA在三种正字法规则一致性不同的拼音文字语言中对阅读流利性和拼写的影响（Geiou，Torppa，Manolitsis，Lyytinen，&Parrila，2012），这三种语言分别是：芬兰语（一致性最强的拼音文字语言）、希腊语和英语。
我们对相同的儿童被试开展了从幼儿园到二年级的跟踪。
与上述发现相似（Geiouetal.，2008），相对于希腊语或荷兰语的非词阅读，语音意识在英语非词阅读中是更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但是，没有发现RAN在这些语言中的作用差异（见图2-3和图2-4）。
有趣的是，希腊语中的非词再编码模式与芬兰语的非词再编码模式相似（两者都有一致的字素—音素映射），而希腊语中的拼写模式和英语的拼写模式类似（两者都有不一致的音素—字素映射）。
另外，芬兰语中的非词再编码模式和拼写模式类似，因为芬兰语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一致性。
图2-1二年级英语和希腊语猜词活动中，影响因素的基线路径模型
注：OC=正字法选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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