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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几个在1945年4月的头几天通过了弗兰肯汉（Frankenhain）。
一个战后法庭听到说，当任何一个不幸的人试图逃跑时，党卫军看守就向他们开枪，尽管有些人逃走了。
一名当地男子，一名33岁的工人和自豪的南非人发现，其中5名（男性）穿着泄露（他们身份的）营地服装。
他得到了另一个南非成员的帮助，一起把5个筋疲力尽的逃犯放在一辆马车上，把他们带到一条河边，一枪打死一个。
这一地区的另一个例证是1945年2月，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奥托·斯科尔泽尼（OttoSkorzeny）领导的一个“飞行法庭”
在奥德河畔的施威德（Schwedt）镇上聚集，至少10名国防军成员因拒绝战斗而被枪杀或绞死。
“法庭”
还在眨眼间决定处决克尼斯伯格（Neumark）市长，他显然是在没有允许离城的合法证件的情况下出现在了施韦德。
斯科尔泽尼希望当地（年老的）警察执行这项任务，并提供一场“教育”
，这意味着一场蓄意制造的可怕的公开绞刑。
一名路过的士兵在日记中指出，除了市长外，他们还处决了一名负责克尼斯伯格机场的空军将领——被控没有保卫它。
同样的命运降临在4名士兵身上，他们的尸体都要在原地吊上好几天。
这些情景发生在民主德国，尽管随着文明纽带的瓦解，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
这些战后的司法案件揭示了似乎无限多样的谋杀和混乱，许多事件都出乎人们的想象，因为残余的宗教教义和社会风俗崩塌了。
最后一个来自东部的案例是自杀。
这在党内的知名人士中很普遍，但在外省份，普通民众也不乏自杀的。
于是，1945年5月初，在威斯玛（Wismar）正南的施韦林（S）的一个小村庄，一个有4个孩子和两位祖父母的家庭因不想落入即将到来的红军手中而决定自杀。
男人们把他们的亲人带到附近一个湖边，不顾孩子们的反抗，溺死了他们，之后这些人却最终决定不自杀了。
回到村子里，他们把失踪家庭成员的遭遇归咎于苏联军队。
几年后警察才清算这些罪犯。
平民自杀率几乎不可能计算，尽管最触目惊心的集体自杀场景发生在东部，特别是在德明（Demmin）——今天的梅克伦堡-沃波默恩（Meburg-Vorpommern）的一个小镇。
那里有多达900人甚至更多的人，特别是妇女，在1945年4月30日一路劫掠的红军到来之前或之后不久自杀。
事实上，苏德前线的其他几十个地方也记录了类似的大规模自杀事件，每起自杀都夺去数百人的生命。
如同是在一种大规模的流行病中，处于一种“情感的狂热”
中，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杀。
有些人只是绝望或猜测斯大林的军队很快就会控制他们的城市或城镇；特别是妇女不能再面对强奸的灾难，而像玛格达·戈培尔（MagdaGoebbels）这样与丈夫住在柏林地堡里的人说，她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
1949年的一本关于“数字柏林”
的手册将首都柏林在战争后期的自杀人数定为7057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太小了。
苏联人一到，所有的平民都得自食其力，因为红军士兵出于报复和其他各种动机，对妇女犯下了难以言喻的暴行。
想要了解更多的人，应该从那时最令人悲惨的一份文件开始——由柏林一位匿名人士写的：《柏林的一个女人》（AWomaninBerlin）。
战争的不可估量性
即使在看似不可逆转的战争浪潮中，希特勒也开始相信某种奇迹。
比如他的一个主要敌人的死亡或敌人同盟的解体，就像普鲁士有名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1712—1786）时期，七年战争期间所发生的那样。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阿尔伯特·斯佩尔后来报道了希特勒的欢欣，病态的元首给他看了一张剪报：“给你，读吧!”
他接着说：“你从不相信，但它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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