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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衰落和溃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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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动员了无处不在的纳粹党街区和牢房领导人，并敦促他们定期探访家庭，不仅是为了狭义上的监督，而且是为了帮助被炸毁的人，安慰寡妇、受伤的士兵等。
随着前线局势的不断恶化，柏林下令在国内前线实施更彻底的恐怖行动。
例如1945年2月15日，德国司法部设立了新的军事简易法庭，向任何可能危及士气的人施以严厉的惩罚，例如“掠夺”
。
3月9日，当局建立了新的“军事飞行法庭”
，使得执行死刑的速度甚至更快。
其中一次判处了50多人死刑。
在美军抵达梅因州泽林根（ZellingenamMain）的前几天，将一名备受尊敬的当地男子吊死在家门口。
在其他地方，受害者包括那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生命或财产损失而胆敢试图弃城的人。
另一个失败的公共象征是因被指控玩忽职守而被处以绞刑的士兵或纳粹党魁。
4月，希姆莱甚至命令国防军，任何人胆敢出示白旗或床单，即当场射杀其家中的所有男子，并烧毁他们的家。
我们可以在战争结束时重建这些日常的生死故事，特别是德国人对德国人的恐怖活动——主要是利用1945年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进行的许多审判所收集的证据。
阿姆斯特丹国家社会主义犯罪研究基金会在其第63卷丛书《德国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杀人罪的审判判决》中公布了无数此类案件。
在我的书《支持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同意和胁迫》中，我使用了其中一些材料来展示人们是如何经历越来越反复无常的恐怖的。
如果说在和平的6年里，警察主要针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社会局外人和犹太人，那么在最后的6个月里，没有人是完全安全的，无数的地方官员遭到了恶毒的打击。
平民对战争失败的反应多种多样。
例如，在德国西部，1945年3月下旬，锡耶堡（Siegburg）的妇女在市政厅前示威，要求军队放下武器。
随后，在一些小镇如奥切森福特（Ofurt），以及第二个月在温德斯海姆（Windsheim）和热罗则芬（Gerolzhofen），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在特洛辛（Trossingen），当地纳粹党魁走得更远，拒绝建立“人民共同体”
，或执行希特勒的尼禄命令，该做法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前程。
相反，一方面，他们和其他人一起，与德国和法国军方谈判和平移交该镇；另一方面，在不远处的海德堡，妇女和女孩、男孩、老人及医院的病人甚至拿起武器对抗西方侵略者。
在民主德国，斗争更加令人绝望和严酷，最迫切的动机是尽一切可能阻止红军及其强奸、抢劫、掠夺等行为。
在这里，军人、党卫军、纳粹党、人民冲锋队或地方行政人员自己组成法官、陪审团和执行官，他们不仅随意枪杀或绞死明显的敌人，如逃犯，也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人民，而且只因最轻微的理由。
例如，1945年4月，在德累斯顿以东的一个村庄被波兰军队短暂占领时，一名德国人曾担任翻译。
波兰人撤退后，人们返回，把他当作一个想当然的“叛徒”
，然后，党卫军处决了他。
与此同时，在柏林，平民们将另一名翻译宣布为“间谍”
，并以同样方式对待他。
以下是最近公布的战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进行审判的几个例子。
在第一个审判中，我们看到1944年底和1945年初全国各地集中营囚犯和战俘迁徙的一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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