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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请求能够获得哈佛大学建筑学教授的职位。
他写信给戈培尔，称他将取代一名法国人，还说这一任命在德国反响良好。
密斯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跟随他的朋友和竞争对手（都在考虑哈佛职位）来到美国。
1938年，他到芝加哥的阿默尔理工学院（theArmourIeology）担任教授。
密斯和格罗皮乌斯渐渐与反纳粹德国移民建立起联系。
作为美国自由的象征，他们的事业在战后得到蓬勃发展。
“包豪斯先生”
（格罗皮乌斯）在1959年至1961年间帮助设计了美国驻雅典大使馆，并受邀参加了1961年约翰·肯尼迪（JohnF.Kennedy）总统的就职典礼，由密斯设计的位于公园大道的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sbuilding）很早就成了地标性建筑，但他们都曾努力与纳粹合作的情况却很少被提及。
最近的学术研究对这些进行了更为细致入微的描述。
寻求与纳粹合作的建筑师通常都展现出极大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可以融入任何体系。
密斯和格罗皮乌斯一样，自成体系，以现代主义风格为特点，这引起了纳粹党中反现代主义者的愤怒。
希特勒和其他人不会允许密斯或格罗皮乌斯重新塑造纳粹党。
年轻的、不太有成就的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包袱要少得多，只有他的一个导师——海因里希·特塞诺，表现得有点太现代，对官方建筑项目持批评态度。
但斯佩尔仅有的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谅解的。
视觉和造型艺术
说到传达纳粹艺术本质的恰当形象，就要提到纳粹雕塑家约瑟夫·索拉克（JosefThorak）工作室的一个参观者。
当他询问在哪里可以找到艺术家索拉克时，一名助手告诉他，索拉克在他们上方60英尺的地方，正在他创作的雕塑耳朵里工作。
就连纳粹也意识到，找到一种能产生优秀艺术品的官方风格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希特勒曾把他的口号“给我四年时间”
（让德国转型）运用到视觉艺术上。
1937年7月德国艺术之家（GermanArt）在慕尼黑开幕，那是希特勒的最后期限。
这位独裁者专门成立了评选委员会，让委员们评选可以展出的作品。
但希特勒对他们筛选出的作品非常失望，开始亲自挑选〔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ann）的帮助下〕。
挑选的结果依然让希特勒不满——尤其是绘画作品，而包括戈培尔在内的其他纳粹领导人也同样对作品不满。
戈培尔经常在日记中哀叹当代艺术的现状。
尽管如此，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领导人还是从这个一年一度的德国艺术大展（GrosseDeutsstaustellungen，GDK）上购买了大量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些展览作品成为纳粹政权的最佳象征。
受明显意识形态支撑的艺术更容易获得国家资助。
绘画和雕塑对这一种族主义政权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是为数不多的渲染人体的艺术形式。
超人是纳粹雕塑的典型主题。
字面上的超人，以肌肉和不朽为主要特征。
在官方艺术中，描绘“种族健康”
类型始终是其艺术的主题，尽管这些雕塑往往带有攻击性，而绘画又往往显得过于甜腻或平淡无奇。
战后，德国艺术大展中的许多乡村风景画保存在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办公室里。
对“纯粹种族类型”
的描绘和“他人”
的相对缺失是纳粹艺术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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