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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志·食货篇》也曾指出：“户口隐漏，为当今宇内通弊，不独东南然也，乃东南隐漏独多”
，因为“江北之以丁定差者，今尚有真户籍，江南之以田当差者，全无实口数，弊之所为独甚也。”
这些评论表明，明朝时，南北方都有欺隐田粮和丁口的现象，但欺隐的重点却大为不同。
总体而言，北方由于“地广人稀”
、“田土甚宽”
，隐瞒田粮的现象比较严重，丁口不但基本上都被登入官方册籍，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伪增丁口现象。
如陕西巩昌府由于“官避耗减之名，而开除不列”
，以致安定县在籍之丁2200人，实在之丁只有400人，通渭县在籍之丁1600人，实在之丁只有600人。
《兖州府志》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年）汶上县有户，口，而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的《须知文册》里却记载有户，口，据解释这是因为“均审攒造之册，要未足据，因存旧额云”
。
嘉靖《兰阳县志》的纂修者李希程曾就户口增长情况解释说，“户口渐增，由分户所致，非实增也”
。
宛平县令沈榜也指出，历届知县审编的丁数，“率多逃绝不堪，名存实亡”
。
而在人稠地狭的南方，从洪武时期开始，对人口的调查和登记就不如北方严密，脱漏人口较多，这种情况到明代中后期更加严重，各地普遍是“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
，隐瞒户丁的现象十分严重。
而明代中后期南方商品化、城镇化发展迅速，也导致大量人口脱离了土地和户籍。
徐渭曾谈到浙江会稽的人口问题，谓“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
。
何乔远记述福建的情况，谓“今庶民之家，登册者名为官丁，不登册者名为私丁”
。
叶春及谈及广东顺德的情形，谓“豪党之家，与吏为市，丁数十而一登政，虽重乎实数十人共之也”
。
江西南昌的地方志也指出：“按隆庆六年后，户几三十万，口几九十万，此着成丁耳。
其未成丁及老病男女，奚啻百万，而每户未报者，总亦不下数十万，流民移户尚不在此数，是几二百余万口也。”
因此，根据地方志中的户口数据估算明代的人口增长率，很容易将北方估计的偏高而将南方估计的偏低。
一些根据族谱资料所作的微观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尽管尚处于起步阶段，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估测南方的人口增长率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曹树基曾研究过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问题，样本显示的安徽沿江平原地区以50年为期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变化情况是：1401—1450年为87‰，1451—1500年为107‰，1501—1550年为79‰，1551—1600年为76‰，1601—1650年为62‰，若通算1401—1650年则为83‰，1501—1650年则为73‰；湖南长沙地区的情况是：1501—1550年为129‰，1551—1600年为－04‰，1601—1650年为36‰，通算1501—1650年则为53‰。
特尔福德（tedatelford）对安徽桐城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长作了研究，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变化情况是：1494—1524年为10‰，1525—1534年为94‰，1535—1544年为72‰，1545—1554年为67‰，1555—1564年为52‰，1565—1574年为82‰，1575—1584年为65‰，1585—1594年为09‰，1595—1604年为－03‰，1605—1614年为12‰，1615—1624年为62‰，1625—1634年为153‰，1635—1644年为164‰，通算1494—1644年则约为75‰。
从这些数据看，尽管各地区、各宗族的人口增长在长时期中可能会有较大波动，而且总体看来明代中后期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但通观15世纪初至17世纪中的250间，南方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比上述学者所想像得要高出不少。
当然，移民宗族和强宗大族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对来说可能会快一些，因此不能把上述增长率普遍运用于整个南方地区。
将方志记载的人口数据与南北社会经济情况通盘考虑，我认为在估计明代的人口增长情况时，可在曹树基的估计值的基础上，将北方适当下调，南方适当上调，在全国采用5‰的年平均增长率。
这样，以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总人口数7055万人为基数，乘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亿人。
此后人口是否还有增长，学者们的看法亦不一致，但考虑到自此直到明亡的40多年间，天灾人祸频仍，人口纵有增长，恐怕也十分缓慢。
因此，万历二十八年的估计人口数，大致可以视为明朝的人口峰值。
：（）官居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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