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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
我读了一些茀金妮亚?沃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
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
(《自报家门》)。
大学期间的生活也有旧式文人的一面,其中参加曲社的活动也让其念念不忘。
一方面是现代主义的熏陶,一方面有士大夫的情趣。
这两者对他后来都有影响,所谓处乱不惊者正是。
“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
(《晚翠园曲会》)这与其说是对拍曲者的誉词,不如说自己价值观的流露。
他的审美趣味,在那时候基本确立起来。
汪曾祺的文章中讲,“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
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
(《泡茶馆》)。
目前所发现的汪曾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钓》,刊于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日报》,篇末标注“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昆明”
,即“一九四○年四月十二日”
写就。
一九四一年,已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汪曾祺,开始参加联大的文学社团文聚社的活动,随后在《文聚》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待车》。
作为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得意高足”
,汪曾祺和沈先生的交往还是很多的,沈先生“每次进城(为了躲日本飞机空袭,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贡的乡下,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我都去看他。
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
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
饿了,就到他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
(《自报家门》)。
因为没有参加必修课体育和大二英语的考试,汪曾祺未能在一九四三年夏天如期毕业,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一九四五年一月方离校。
随后到昆明联大同学开办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便是这时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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