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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大派别——索隐派和考证派划清了界限。
加之，王昆仑认为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基本上划分了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的界限，表现出那些人物所从属的阶级性格”
。
因而，他是比较早地且又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的。
同时，读者读过他写的《红楼梦人物论》，基本上能达到如下立论的认同：曹雪芹“对人物的出身、历史、生活环境的叙述、描写，一般地都具体、明确，刻画出他们有血有肉的精神面貌，对某些人物更写出他们在生活和斗争中的思想倾向和变化过程；我们可以从人物的不同态度认识作者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像王昆仑这样有着特殊身份的政治家，且乂是处在那样一个亡国在即的黑暗、独裁的社会里，他绝对不会像静处书斋的学究那样研究《红楼梦》，更不会像索隐派、考证派那样钻牛角尖式的写《红楼梦人物论》他的研究和写作必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性，也就是他的战斗性。
举例说：王昆仑对探春这个人物予以表扬，用他自己的话说：“看来当时的感觉是在极其反动的政局之下，能有一个探春这样一种人物，实在难得，加以颂扬，而认为这贾府当局竟让探春远嫁，是很大的损失。”
他的目的是让读者们认识到：当时没落的贾府不能容许探春之存在，实际是反动的家族统治者，不允许为了没落贾府的复兴而改良的探春之存在。
而他的真实寓意随即不言而明：“难道当时假抗战、真反动的蒋政权竟会容许一个探春式的人物存在吗？”
结论：对蒋政权不要抱幻想，行改良之法是死路一条，唯有推翻蒋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华民族才得以真正的复兴！
立论新鲜的论文是会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但不会吸引大多数的普通读者关心。
但是，王昆仑的《红搂梦人物论》为什么会引起当代读者——乃至于今天国内国外的读者的兴趣呢？我以为他还有一支生花的笔，为他的这组论文注入了艺术的魅力。
对此，位生长在台湾、工作在美国《华侨日报》的女诗人王渝，在八十年代做了如下注脚：
这本《人物论》令我着迷，首先在于太愚和曹雪芹文采一样繁丽，学识修养一般精博，叫人越读越体会出论者与作者之间的心心相印，太愚是曹雪芹越过时空的知己。
再者就是论者虽然杂学甚丰，却不卖弄，在评论人物时情理交融，全不流入琐碎的考证，读起来舒畅，说服力又强，第三则是论者看法观点的独特，不标新立异，而是出人意料入人意中，叫人细细咀嚼后回过味来，余香满口，他是个神奇的导游，让我们在熟悉的地方看到新风景。
王昆仑写作《红楼梦人物论》给他带来学术上的声誉。
但是，在政治上也为他引来了麻烦。
其中《王熙凤论》刊出以后，在山城引起沸沸扬扬的争论。
其中有人公然责备王昆仑：这篇论文是影射蒋介石的。
而这种恶意的责备竟然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使得这位山城的独裁者大为光。
为此，很多好心的友好都为王昆仑捏着一把汗，生怕有不测的事件会落到他的头上。
但是，王昆仑依然故我地一边写作《红楼梦人物论》，一边积极地为党的秘密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昆仑写作《红楼梦人物论》是在“车上枕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在工余会后一篇又一篇地写评论人物的文章。”
换言之，是副业。
他的正业依然是参预山城复杂的政治斗争，并完成中共南方局交给他的各种政治任务。
所以，他在写作《红楼梦人物论》的同时，还积极组织、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民主同志座谈会的活动，并在民主同志座谈会的基础上又筹备、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顾名思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组织。
该组织的缘起，一是蒋介石利用抗日战争出现相对平静的阶段，发动了第三次反共**，使得山城的政治空气欲加沉闷；再是经过半年多的民主同志座谈会的活动，“大家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去团结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分子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
。
“此后经多次分别交换意见，才决定建立一个筹备小组。”
该筹备小组核心成员有王昆仑、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等十人，后来大家称之为十人小组，因惹得蒋介石不高兴而出了名。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历经多次开会讨论，逐步就组织名称、组织路线、政治主张、组织是否向社会公开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重压，再是十人小组成员的身份非同一般，因此，“入会成员的条件，着重政治倾向较好，政治上可靠和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这三条，特重视政治上可靠这一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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