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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由于蒋介石倾巢北指，无暇后顾，因而在黄河西岸大战不休的同时，长江两岸的兵力顿显空虚，其中上海、南京，尤其是武汉三镇因其战略地位之重要，遂为参战各方所瞩目。
对此，李立三等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仅未看到这场新军阀混战的实质，也没有从军事战略上分析战争态势的走向，以及参战各方的成败结局，只是从混战现象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来，如果不伸展双臂去迎接已经到来的革命**，那就是中国革命的绊脚石。
由此出发，李立三于七月十三日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十分激动地提出：他“同江苏省委讨论后认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之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南京暴动的胜利必须有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以争取武汉首先胜利，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须在武汉；全国各省必须注意在各重要城市中加紧组织总罢工，各省的工作都须以总罢工为前提”
。
对此荒唐的提议，中央几乎无人提出异议，遂获得通过。
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声言：“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
李立三等人或许看到了当时的中央难以指挥他想象中的革命**，遂又请国际“通知恩来、秋白诸同志速归”
。
对此，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不知情。
在李立三头脑继续升温的情况下，党内的“左”
倾错误继续发展。
为了具体实施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等计划，中央政治局于七月二十日召开会议，讨论成立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问题和长江局工作计划，再次强调：“武汉首先胜利，必须紧接着全国革命**。”
七月二十二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宣布行动委员会是党领导斗争最集中而有力的行动组织，在这一组织方式之下，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在行动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执行一切命令；要求实现党员军事化与党的组织军事化。
这时彭德怀指挥的红军第三军团乘着蒋介石无暇后顾的时机，一举攻克了湖南重镇长沙。
对此，李立三分外兴高采烈，他更加坚信自己的策略和路线是正确的。
也就在此时，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对此，李立三以及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想不通的。
他们在八月一日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时候，不仅不认真地考虑敌我双方的态势，检讨中央制定的路线是否正确，相反，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共产国际下达这一指示的原因是周恩来的右倾思想造成的。
所以，他们必然要指责周恩来。
请看《周恩来传》一书有关的评介：
李立三首先发言。
他说：“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
“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
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
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李立三强调：“我们如用机械的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国际。”
他进一步谈了全国武装暴动的部署，并提出：“在这种形势下，我党应很快的成立中央总行委与成立南方局、北方局。”
与会者同意李立三的意见。
项英说：“国际并不是不了解总的趋势，而是没有了解革命发展的速度。”
向忠发作结论时说：李立三的发言，“完全是根据实际问题来作答复。
这许多实际问题都说明党的路线之正确”
。
他说：“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一右倾的危险。”
“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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