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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
周恩来于百忙之中，花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终于写完了致红四军前委的信。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时的周恩来不仅清楚发生在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的实质，而且从这封信中还可以知道，周恩来在这场争论中是赞同并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的。
周恩来在处理完彭湃、杨殷等四位烈士的善后工作以后，他集中时间研读了陈毅写的五份报告。
接着，他又与李立三一道来陈毅的下榻处认真听取陈毅的意见。
据史记载，周恩来对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
第一，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
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
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
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
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周恩来在看了陈毅写的五份报告，并与李立三和陈毅进行多次谈话之后，深感发展壮大红军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途径，在迅速解决红四军所存在问题的同时，很有必要把红四军的经验和教训推向全国，借以指导各地红军的发展。
为此，他请陈毅把他们三人多次研究的问题先写个草稿，最后报请中央批准，以中央指示信的形式发给红四军前委。
对此，陈毅同志是没有思想准备的。
就常理而言，他向中央如实报告完红四军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是听取中央的批评和指示。
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红四军的指示信，自然应是中央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亲自动笔草拟。
然而就在他到上海这不多的时日里，亲身感到周恩来实在是太忙了！
且不说出卖彭湃、杨殷等五位同志的叛徒白鑫夫妇至今还逍遥法外，就说“托陈取消派”
吧，也利用党的困难加快了分裂党的步伐；也就是在彭湃、杨殷等四位同志殉难的第三天，刘少奇等同志在东北被捕了，在急需他这位中央特委负责人组织营救的同时，还需要他这位组织部长及时恢复满洲省委……有感于此，陈毅不便推辞。
虽说陈毅是一位坦诚、乐观的共产党人，但他对接受代中央起草致红四军指示信的重任并非是没有一点顾虑的。
首先，他是引发红四军这场争论的一方，自身应负不小的责任；其次，这封指示信是代表中央的，像他这样一位当事人能否做到置身事外，写出有水平的指示信，他内心深处不能不打个问号。
可是转念再一想，他认真研读了周恩来于八月二十一日代表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信，知道中央对红四军这场争论的基本态度；这些天来，他又认真听取了周恩来对红四军前委的四点批评意见，知道了中央在听取了他的报告后解决红四军问题的基本立场。
在此前提之下，他认为自己只要一心为党，正确理解周恩来和李立三代表中央对红四军这场争论的指示精神，就能写出比较实事求是的文件来。
所以，他乐观地对周恩来说道：
“我可以先打个草稿，好在最后的审定权还操在你这位军委书记的手里。”
“不对，最后审定权是中央的。”
周恩来立即解释道。
“好，好！
是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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