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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他争取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
并说，回到上海后，对鲁迅的工作是会有考虑和安排的。
诚如楚图南先生回忆的那样：“至于周恩来同志和六大代表们到上海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可以看到鲁迅此后的一些变化：在文艺方面译了相当数量的马列主义文艺论述，撰写了许多斗争性很强的杂文、政论文章及诗歌，参加了自由大同盟等组织。
一些共产党人还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在不同的场合和他联系，与他交朋友。
从这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正确意见的指引，党内外许多同志……的细致工作和耐心帮助，促使鲁迅逐渐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战士的转变。”
遗憾的是，许多当事人都因过早谢世而未留下可资证史的回忆文字。
但是，从周恩来在党中央所处的地位和一贯的工作精神，以及他对文艺的情有独钟等，都可以推断出他回到上海以后，无论处理顺直省委和江苏省委等问题是何等的棘手，他都会兑现“对鲁迅的工作是会有考虑和安排的”
的许诺的。
另外，从各种回忆史料可知，在杨匏安向周恩来反映这场文坛论争的前后，党中央已经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了。
请看夏衍同志的回忆：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
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争论，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
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
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提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
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
直到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一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
。
关于党中央是如何决定干预文艺的，迄今未见到原始的史料。
只有从散见于有关人士的回忆录中推断出这样的结论：直到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党才对这场论争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和研究，并且得出了论争双方都是要坚持革命的，在方向上并没有原则分歧的正确结论。
于是决定运用党的力量进行干预，要求从党员作家做起，停止论争，并进一步争取把所有左翼文艺界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根据上述推断的结论，我们还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结论：周恩来在中央作出“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
的决定时，起了决定的作用。
根据如下：
一、诚如前文所述，“在这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
中央在文化战线上作出这样带有战略性的决定，他一定是尽了“主要负责人”
的职责的。
二、诚如楚图南先生所述，周恩来早在一九二八年十月的时候，就曾在哈尔滨过问这场论争，并明确表示：“回到上海后，对鲁迅的工作是会有考虑和安排的。”
三、周恩来是一位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党员，他做事绝不超越自己的权限，更不会越俎代庖。
一旦党中央作出有关文化战线的决定，一定会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同志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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