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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内的确起着主要决策的作用。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了便于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又花费很大的精力指导各级组织恢复和健全党的秘密工作。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很多共产党人相继被投进了敌人的监狱，有许多党的领袖人物——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郭亮、向警予、罗亦农等被送上了敌人的刑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因此，周恩来不得不严肃地考虑，如何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确保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惩治向敌人投降、出卖同志的叛徒。
因此，就在周恩来自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在十一月十四日的中央常委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一工作。
从此，周恩来倾注了许多心血指导特委会，并从各方面加强了党的保卫工作的职能。
例如：
为确保中央核心不被敌人侦破，必须把地下党的中央机关选在租界中最安全的地方。
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一般设在上海的沪中区，江苏省委的机关一般设在闸北、虹口一带，少共中央机关在法南区”
。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时党的首脑机关与开会的地方是分开的，且会址也不是一个。
如前文所述，地处上海闹市中心的云南路四四七号（天蟾舞台隔壁）“生黎医院”
楼上，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合开的“福兴商号”
，是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地方；由柯麟、贺诚以医生的身份在威海路开设的达生医院，是党的一所掩护机关，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曾多次来这里开会；另外，离“福兴商号”
不远的浙江中路——二号二楼，是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周恩来曾在这里同顺直、云南、浙江等省委领导人谈过工作；戈登路普庆里的一座小楼和一一四一弄的一个地方，是中央同志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等等。
如史记载，这些地方都是地下党中央最为安全的机关，为确保中央首脑机关正常运转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另外，由于这些极端重要、高度机密的会址、联络地点都归中央特委会领导，因而也可看出主持特委会的周恩来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再如前文所述，“准确而及时地掌握敌人活动情报，对保证党的机关的安全和正确地开展各项斗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同时，这件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工作又有着极其严肃的保密性，周恩来一直亲自主持、领导，并调来了最可信任的陈赓同志具体负责。
“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进行破坏的各种动向，尽力营救被反动当局逮捕的共产党人。”
在周恩来赴苏联参加党的六大期间，陈赓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
仅以杨登瀛为例，在陈赓的亲自指导下，杨在深入敌探机关的同时，还完全取得了敌人的信任。
也如前文所述：在这期间，国民党为了能及时地逮捕租界中的共产党人，要杨登瀛与英国巡捕房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
自然，陈赓等同志也希望他能直接搜集英国巡捕房的各种情报，尽量减少我党要害部门被敌人破获，使得我中央核心领导能安全地指导全国的革命。
这样，杨登瀛肩负着国共两党交给的不同任务，对英国巡捕房的政治部进行工作。
他“除在办案方面同英国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劳勃生（即兰普逊）、帮办谭绍良建立工作外，还进一步同他们拉私人感情，常常请客、送礼，把他们当作知心朋友”
。
有意思的是，英国巡捕房的这些洋大人也十分清楚：想在上海滩做成几件所谓大事情，就必须与国民党，尤其是上海形形色色的地头蛇搞好关系。
因此，他们也想利用杨登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关系替他们做事。
这样一来，杨登瀛更深入地打入英国巡捕房，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一九二八年八月，有两个码头上的工头突然失踪，帮办谭绍良怀疑是被警备司令部抓去了，便请杨登瀛出面找警备司令钱大钧了解情况。
杨清楚钱大钧绝不会为两个工头与英国人结怨，故答应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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