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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士（约1003年至1009年间）和“最后小十字架”
便士（约1009年至1016年间）之间。
因此的确很难推翻这种假设，即它们的发行与1009年9月底的祈祷安排有密切联系。
当然了，这一切都毫无帮助，而且情况越来越糟。
1014年，埃塞尔雷德从流亡地返回后不久，伍尔夫斯坦二世为国王发布了更多的法律，他不仅仅是想在前一年的灾难之后对重塑埃塞尔雷德政府的信任，而且还要试图灌输基督教的善行，恢复社会秩序：“让我们忠诚地支持一位国王，让我们每一位朋友忠诚地爱戴下一位国王，并且理当支持他。”
伍尔夫斯坦的布道和其他文章都充满了对建立一个基督社会的急迫需求。
下面是他在1014年丹麦人骚扰最严重时首次宣讲的《豺狼讲道集》片段，这显示了伍尔夫斯坦二世对局势的分析，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讲话的语气：
国内外的情况一直不容乐观，每一个地区都一次次地经历**和迫害。
上帝降怒，英格兰人民被彻底击败，心灰意冷；由于上帝的允许，海盗变得如此强大，在战斗中我们经常要以一当十，有时多，有时少，这都是我们的罪孽造成的。
我们不断地付钱给他们，他们却每天羞辱我们。
他们**、掠夺、抢劫，并把财富装上他们的船只。
瞧啊，所有事件中除了清晰可见的上帝对这个民族的愤怒，还能有什么？
伍尔夫斯坦二世大主教对于维京人的突袭表达了极其强烈的看法，这种看法自维京人8世纪末初次在英格兰海岸上出现时就普遍存在了，并且国王阿尔弗雷德的宫廷也对此予以认同。
然而埃塞尔雷德时期的问题不是英格兰人运用金银以及文字和祷告来代替武器，而是显然除了武器，他们还做了更多的事情。
英格兰人轻易应对了10世纪80年代的突袭，也在991年至1005年间的持续侵犯中幸存下来，精神和信念丝毫没有受到动摇。
然而，英格兰社会的基本结构因1006年和1007年的入侵，尤其是1009至1012年托鲁克尔的入侵，而被普遍破坏削弱。
领导者的失利和内讧进一步削弱了英格兰人民所做的最好努力，导致他们最终被“八字胡”
斯文（1013年至1014年）和克努特（1015年至1016年）带来的优势军队所击败。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年代记中反复出现背叛、懦弱、无能和失败的凄惨故事，故事中无处不在的反面人物不是国王埃塞尔雷德，而是伊德里克·斯特奥纳——他在1007年被任命为麦西亚的长官。
他在1009年至1012年期间（正值托鲁克尔军队猖獗时期）坐上了国王手下的最高职位，而他1015年至1016年期间（国王由于疾病而无法执政）的一系列动作则宣告了英格兰人的失败。
在“铁甲王”
埃德蒙时期，1016年10月18日，伊德里克最后在阿桑顿（Assandun，即埃塞克斯的阿欣顿或阿什当）战役中临阵倒戈。
当他开始逃跑时，“他背叛了他的君主和所有英格兰人民”
。
编年史家记录了死者名单，包括多切斯特主教、拉姆西修道院院长、汉普郡郡长、林赛郡长和东盎格利亚的奥尔夫克尔塞恩。
大家可能有兴趣知道，丹麦区的人也尽了一份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编年史家的评论：“英格兰的所有高贵都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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