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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恐惧感会引发较强烈的潜抑，而由于此时升华功能尚处于未开发的阶段，因此毫无任何解决之道。
更有甚者，这巨大的恐惧感会增加超我的残酷性，并透过这个经验永远固着在此一节点上。
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另一项这种较大的焦虑所带来的效应，但在说明之前，我必须稍微离题片刻。
当我提到人格发展的不同可能性时，在同一个出发点上，我列举出正常者、强迫式精神官能症者以及精神病患者为探讨客体，并尽可能地涉及罪犯的问题。
但我并未提及性倒错者（thepervert）。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称性倒错为精神官能症的负面对应。
于此，萨克斯为变态心理学做了另一项重要的注记，他所做出的结论是性倒错者并非纯粹基于缺乏意识，而允许自己做出精神官能症病患因抑制而未做出的反应；他发现，其实性倒错者的意识之约束力毫不亚于后者，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运作着。
它仅仅保留禁制倾向中的某一部分，好从其他似乎令超我更加拒斥的部分中逃脱出来。
他所排拒的是隶属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欲念，而其显现出的缺乏自制，只不过是受同样严格、但运作方式不同的超我影响之结果。
关于罪犯的讨论，几年前我曾经得出类似的结论，并发表于本论文一开始所提及的报告之中。
在该报告里，我针对犯罪行为与儿童幻想之间的相似性，做出不少详实的举证。
从我描述的孩童个案以及其他未多加强调但不乏启示的案例中，我发现犯罪倾向并非是因超我的宽容所引起，而是来自于在不同方面运作的超我。
正因为焦虑与罪疚感的关系，致使孩子犯下罪案，而在犯案的同时，孩子亦尝试着逃脱俄狄浦斯情结。
就我那个小犯人的例子而言，撬开橱柜与攻击女童都是他用以挥别侵害母亲欲念的方式。
当然，这些观点需要更进一步地检验与研究。
依我个人的意见，似乎所有的经验都在导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并非超我的缺席，而是超我运作方式的不同——也许是超我的固着发生得太早——才是一切的主因所在。
假设这些推断正确，那么等于是为分析实务的发展开启了重大的契机。
如果犯罪行为的发展并不是因为超我与意识的不足，而是由于它们运作型态的不同，如此一来，分析治疗应该能够像解除精神官能症般地改善犯罪的问题。
就像在性倒错与精神病等问题上，我们也许无法找到处理成人犯罪的方式，但是就儿童分析而言，情况并不相同。
儿童并不一定要对分析具有特别的动机，问题仅在于采取何种技术来建构移情，以及如何让分析持续进行而已。
我不相信在哪个孩子身上获取不到这样的移情，或者无法引发其爱的能力。
以我的小犯人来说，虽然表面上他完全不具任何爱的能力，但经分析后，证实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他对分析不具有动机，甚至对要被送入感化院一事也并未特别讨厌，但他仍对我表现出良好的移情，至少足以让分析顺利进行。
此外，分析亦证实了这个迟钝的男孩对他的母亲怀有真诚而深挚的爱。
他妈妈在癌症折磨之下未有善终，到末期时整个人几乎完全衰竭枯朽，女儿根本不想靠近她，最后守在床边照顾母亲的反而是他。
当母亲病逝后，家人都要离开了，却好一阵子都找不着他，原来他把自己跟死去的母亲一起锁在房里，不肯出来。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认为童年时期的倾向尚未明确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可能往往无法辨识出何时孩童将成为罪犯。
事情的确是如此，但正是这项说法让我做出以下的结论：欲得知儿童的这些倾向可能导引出的结果的确很不容易，不管是对正常者、精神官能症患者、精神病患者、性倒错者或犯罪者来说都一样；但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更要想办法知道。
精神分析给了我们一些方法，甚至，它不仅能确立儿童的未来发展，也能予以改变，将其引导至更好的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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