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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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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提与结论成了循环辩证。
假设分析情境不是由分析手法塑造而成,且正向与负向的移情并未被合理地掌握住,那么我们既不可能得出移情精神官能症的结果,也无法祈求儿童能够在面对分析治疗与分析师的过程中,自行获得解脱。
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更加详尽地探讨,在此我仅做一小结,说明为何我认为安娜·弗洛伊德倾全力诱引正向移情,同时减少对分析师反制性的负向移情之做法,不仅在技术上有所谬误之外,事实上和我的方法比起来,也会对孩童父母更加不利,毕竟负向移情会自然地导向孩童日常生活中的联想客体。
在第四篇演讲文中,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不少再度暴露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论,而且特别明确。
关于“恶性循环”
一词我曾解释过,意指由某些前提推演出的结论,尔后又被用来当作印证的论证法。
略举其中一项看似谬误的结论为例:安娜·弗洛伊德指出,在儿童分析中,欲克服儿童论说能力不足的障碍,是极不可能的。
不过她也语带保留:“至少直到我执业至今,若按照我所提过的那些技术来做的话。”
然而紧接着,她却附上了一段具有定理性质的说明,她解释道,当我们分析成人时,对于早期童年时期的发现,“正是透过一些自由联想与诠释移情反应(traions)的方法所揭露出来,也就是那些在儿童分析中不管用的方式。”
在书中好几处,安娜·弗洛伊德强调,为配合儿童的心智,对儿童的分析应该改变方法。
然而她却在未经实务操作的测试下,对我研发的一些具有理论基础的技术提出质疑。
不过,我已经透过实际的应用,证实这个技术的确可帮助我们从儿童身上,撷取到比成人分析更为丰富的联想元素,进而做到更深层的洞察。
从我自身经验所得出的结果,让我对安娜·弗洛伊德所提在成人分析中用以侦查病人早期童年的两项技术(亦即自由联想与移情反应之诠释)并不适用于儿童分析的说法,不得不加以强烈驳斥。
我甚至相信,正是儿童分析此特殊领域,尤其是针对幼童的研究,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贡献,因为唯有当儿童分析更加深入,许多在成人分析中晦涩不明的细节才得以见之于世。
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分析师的处境,就跟民族学家一样:“要是舍弃有教化的种族,而就原始人类进行研究,想必无法觅得通往史前历史的快捷方式。”
(第39页)她这番与实际经验背道而驰的论调,再度令我吃惊不已。
事实上,无论是针对年长或年幼儿童的分析,只要进行得够深入,都可为他们成长的复杂性提供清楚的轮廓,同时也可展现出如同已经够文明的三岁小孩,曾经且正在经历的一些严厉的冲突经验。
套用安娜·弗洛伊德的比喻法,我必须说,若一位儿童分析师从这样的研究立场出发,他将会碰上民族学家从未遇过的天赐良机,发现原始与文明的人种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且借由该项罕见的连结关系,从而搜集到与前后时代相关的宝贵信息。
接着,我将针对安娜·弗洛伊德关于儿童超我的观念,做更详尽的检视。
她书中第四章的某些论点尤其令人玩味,不管是其涉及的理论问题,或是她从中得出的泛泛之论。
经过对儿童——特别是幼小孩童——的深入剖析,让我对早期童年超我的刻画,与安娜·弗洛伊德根据理论予以推断的结果大异其趣。
的确,儿童的自我与成人的自我并无法相提并论。
相反地,其超我不但十分接近成人的超我,且不若自我般容易受到后续成长经验的强烈影响。
儿童对外在客体的依赖很自然地大于成人,所造成的结果也不容小觑,但我认为安娜·弗洛伊德过于高估了它们,因此她做出的诠释不尽正确。
因为,即使这些外在客体对超我的发展有所贡献,它们绝对与儿童发展完成的超我不同。
如此一来,我们终于了解,为何出现在三岁、四岁或五岁孩子身上的超我,经常会以严厉无比的方式对抗真实世界的爱恋客体,也就是他们的父母。
以一名四岁男童的例子为证,他的双亲从未对他施以惩罚或威吓,但他却十分不寻常的温顺可爱。
由此案例中(这只是众多的案例之一)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可看出,超我其实具有一种幻想式的严酷性。
由于潜意识中那著名的公式作祟,孩童基于自己的食人与施虐冲动,不但期待、也不时活在如受惩罚、阉割、被碎尸万段或吞食等等恐惧当中。
介于他温柔慈爱的母亲与其超我的威吓惩罚之间,其对比之强烈,正是促使我们必须找出被儿童内化的真实客体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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