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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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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提与结论成了循环辩证。
假设分析情境不是由分析手法塑造而成，且正向与负向的移情并未被合理地掌握住，那么我们既不可能得出移情精神官能症的结果，也无法祈求儿童能够在面对分析治疗与分析师的过程中，自行获得解脱。
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更加详尽地探讨，在此我仅做一小结，说明为何我认为安娜·弗洛伊德倾全力诱引正向移情，同时减少对分析师反制性的负向移情之做法，不仅在技术上有所谬误之外，事实上和我的方法比起来，也会对孩童父母更加不利，毕竟负向移情会自然地导向孩童日常生活中的联想客体。
在第四篇演讲文中，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不少再度暴露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论，而且特别明确。
关于“恶性循环”
一词我曾解释过，意指由某些前提推演出的结论，尔后又被用来当作印证的论证法。
略举其中一项看似谬误的结论为例：安娜·弗洛伊德指出，在儿童分析中，欲克服儿童论说能力不足的障碍，是极不可能的。
不过她也语带保留：“至少直到我执业至今，若按照我所提过的那些技术来做的话。”
然而紧接着，她却附上了一段具有定理性质的说明，她解释道，当我们分析成人时，对于早期童年时期的发现，“正是透过一些自由联想与诠释移情反应（traions）的方法所揭露出来，也就是那些在儿童分析中不管用的方式。”
在书中好几处，安娜·弗洛伊德强调，为配合儿童的心智，对儿童的分析应该改变方法。
然而她却在未经实务操作的测试下，对我研发的一些具有理论基础的技术提出质疑。
不过，我已经透过实际的应用，证实这个技术的确可帮助我们从儿童身上，撷取到比成人分析更为丰富的联想元素，进而做到更深层的洞察。
从我自身经验所得出的结果，让我对安娜·弗洛伊德所提在成人分析中用以侦查病人早期童年的两项技术（亦即自由联想与移情反应之诠释）并不适用于儿童分析的说法，不得不加以强烈驳斥。
我甚至相信，正是儿童分析此特殊领域，尤其是针对幼童的研究，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贡献，因为唯有当儿童分析更加深入，许多在成人分析中晦涩不明的细节才得以见之于世。
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分析师的处境，就跟民族学家一样：“要是舍弃有教化的种族，而就原始人类进行研究，想必无法觅得通往史前历史的快捷方式。”
（第39页）她这番与实际经验背道而驰的论调，再度令我吃惊不已。
事实上，无论是针对年长或年幼儿童的分析，只要进行得够深入，都可为他们成长的复杂性提供清楚的轮廓，同时也可展现出如同已经够文明的三岁小孩，曾经且正在经历的一些严厉的冲突经验。
套用安娜·弗洛伊德的比喻法，我必须说，若一位儿童分析师从这样的研究立场出发，他将会碰上民族学家从未遇过的天赐良机，发现原始与文明的人种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且借由该项罕见的连结关系，从而搜集到与前后时代相关的宝贵信息。
接着，我将针对安娜·弗洛伊德关于儿童超我的观念，做更详尽的检视。
她书中第四章的某些论点尤其令人玩味，不管是其涉及的理论问题，或是她从中得出的泛泛之论。
经过对儿童——特别是幼小孩童——的深入剖析，让我对早期童年超我的刻画，与安娜·弗洛伊德根据理论予以推断的结果大异其趣。
的确，儿童的自我与成人的自我并无法相提并论。
相反地，其超我不但十分接近成人的超我，且不若自我般容易受到后续成长经验的强烈影响。
儿童对外在客体的依赖很自然地大于成人，所造成的结果也不容小觑，但我认为安娜·弗洛伊德过于高估了它们，因此她做出的诠释不尽正确。
因为，即使这些外在客体对超我的发展有所贡献，它们绝对与儿童发展完成的超我不同。
如此一来，我们终于了解，为何出现在三岁、四岁或五岁孩子身上的超我，经常会以严厉无比的方式对抗真实世界的爱恋客体，也就是他们的父母。
以一名四岁男童的例子为证，他的双亲从未对他施以惩罚或威吓，但他却十分不寻常的温顺可爱。
由此案例中（这只是众多的案例之一）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可看出，超我其实具有一种幻想式的严酷性。
由于潜意识中那著名的公式作祟，孩童基于自己的食人与施虐冲动，不但期待、也不时活在如受惩罚、阉割、被碎尸万段或吞食等等恐惧当中。
介于他温柔慈爱的母亲与其超我的威吓惩罚之间，其对比之强烈，正是促使我们必须找出被儿童内化的真实客体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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