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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传媒与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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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sos）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主题之一，在西方也被称为社会失调、社会反常等。
关于社会问题的定义有很多，本章综合各家观点认为：社会问题就是威胁社会正常运行的公共问题，它既表现为威胁社会（或影响社会多数人）的一种或多种客观社会现实，也表现为社会上多数人认识到社会问题的危害、希望动员社会资源对之加以消除（或在一定程度上对之加以改变）的主观努力。
一种社会现象被称为社会问题，至少应该符合以下四个基本条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非正常状态，对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有害或不利，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得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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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问题的分类依据主要包括：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表现程度、分布领域、性质等。
按照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以将社会问题分为五类：起源于自然环境的剧变的社会问题，起源于生物的自然过程的社会问题，起源于心理的变迁的社会问题，起源于文化的变动与失调的社会问题，起源于社会环境的突变的社会问题。
根据社会问题的表现程度，可以将社会问题分为显性社会问题，隐性社会问题。
根据社会问题分布的领域，可以将社会问题分为政治方面的社会问题，经济方面的社会问题，教育方面的社会问题，人口方面的社会问题等。
根据社会问题的性质，可以将社会问题分为结构性社会问题，变迁性社会问题，越轨性社会问题，道德性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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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相对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而言，社会问题的表现和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会存在差异，但在相同的历史时期、文化背景下，对威胁社会多数成员价值观、规范、利益或生存条件的社会问题则可以达成基本的共识。
当代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与各个领域的深入改革相伴随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民工潮问题、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吸毒问题、艾滋病问题、腐败问题、黑社会问题等。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发展机遇期，也是风险凸显期，社会问题复杂。
2008年3月14日发生的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和6月28日发生的贵州瓮安群体性暴力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政治性社会问题的严峻程度。
“转型时期往往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矛盾多发期。
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大量产生，如果不能处理好而使矛盾更加激化，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和倒退。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上百年甚至两百多年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在近30年的改革发展中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的这几年都遇到了。
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认真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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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社会问题的关联是：传媒反映社会问题，其本身也会引发社会问题。
一、传媒反映社会问题，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传媒反映出来，或者说，在社会问题的反映过程中，传媒是不可逾越的必经环节。
有研究者总结了社会问题确定的若干环节[5]：利益受损者的强烈不满和呼吁，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为代表的社会敏感集团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唤，社会舆论集团及大众传媒的宣传和推动，公众普遍的认识和接受，社会权力集团的认可和支持，解决社会问题（包括治标和治本两个阶段）。
传媒网络的广泛分布，使传媒具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比拟的监视社会环境优势，能够发现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作为重要的议程设置，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特别是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促使社会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例如，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后，传媒反复报道的我国艾滋病疫情及其防治情况对公众有重要的告知功能，对此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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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自身追求新闻的特性也决定了反映社会问题的任务必须由传媒来担当。
“每当新闻事件发生，每当社会偏差行为出现，各媒体都竞相报道、追踪，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吸引更多的受众。
各媒体的记者遍布全国甚至覆盖到其他国家，敏锐地洞察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有意义的事情，并尽早进行报道或刊发，追求‘独家报道’‘首次披露’的轰动效应。”
[7]这种状况客观上对社会问题的报道有利。
例如，《南方周末》2008年7月10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瓮安溯源》，全面披露了瓮安事件的过程，对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分析。
编者按这样写道：
“瓮安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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