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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交道，只有认识和把握了这种必然性，人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把实现“支配自然”
视为人类力量完全释放的基础。
最后，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人对自然的支配达到顶峰的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资本的逻辑以及由之而产生的人的异化及虚假消费问题，这使得人类不再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而肆意掠夺自然资源或破坏生态环境。
相反，出于人类的长远利益考虑，他们会在全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理性地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将其维持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的界限之内。
通过以上论述，格伦德曼认为生态问题不仅必须联系人类的利益考察，而且以“支配自然”
为核心内容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危机没有必然的联系。
因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和前提的，生态问题的产生恰恰是由于人类支配自然不当造成的。
在生态价值观上主张生态中心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有科威尔和本顿及其阵营的理论家罗宾·埃克斯利。
他们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划分为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正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种类型。
认为正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成熟”
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基础的，其核心是把生态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不正义，解决的方案是在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发展能够惠及所有人，而不是资本利益集团的更好地控制自然的技术，以便使保护生态满足人类的工具价值，脱离人类的需要谈论自然的价值和权利毫无意义。
上述观点的缺陷和问题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谬论”
的错误。
即把“人类中心主义”
的本来含义，即“不属于我们人类的物种，我们与它们是有差别的，也无法保证与它们打交道”
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必然都是人看到的”
混淆起来。
第二，误解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内涵。
生态中心主义的本来含义是认为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二者都具有以自身方式展开自己的权利，这就要求人类在自身实践活动中应当采取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
而人类中心主义者却把生态中心主义误读为强调非人类世界具有独立于人类世界的价值和权利，并把生态中心主义“视为给人类发展施加了不必要的约束，人类发展在他们看来取决于能够提高我们的控制和操纵‘自然的奥秘’的能力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23]。
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观点。
因为马克思正是把生态问题的产生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人类中心主义看不到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对环境的破坏，这实际上是把保护生态环境的理由建立在保护人类利益的基础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意识。
第三，与马克思一样，正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环境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而没有关注包括关心生态、女权主义等在内的那些当代新社会运动的力量。
因此，尽管正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生态的破坏，但是，“从生态中心主义视角看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走得还不够远，它从根本上受到了它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对生产关系的全力关注因而忽视了生产力、它对工业技术和工具理性的非批判接受的束缚”
[24]。
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道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支配自然”
理解为与自然和解，多了一些生态意味，但其结论却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通过把自然变成我们的制造物，通过全面驯服自然而实现的。
我们因此兜了一圈又回到了正统的环境危机解决方案（尽管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的），回到了通过相关个人的力量全面支配自然的人类发展阶段”
[25]，依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与上述两种类型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因为人类生活和文化的繁荣与基于低物质和能量消费的人类生活方式十分相容，非人类的生命的繁荣也需要这样一种人类的生活方式，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只关注人类的解放，而是关注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物圈的“大写的解放”
。
对于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与特质，科威尔在《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一书中作了系统的阐发。
科威尔把生态系统看作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不仅所有构成生态系统的存在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也都以自己的天性影响着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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