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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石。
阿格尔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有在把异化理论、内在矛盾理论和危机模式（它把对结构性崩溃的认识与能动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结合起来的时候才是完整的。
没有危机和崩溃的模式，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形成就没有基础。
……没有这种有阶级意识的革命活动，要超越资本主义的机制现在的干扰而建立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不可能的”
[64]。
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实际上是认为社会变革是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矛盾同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产物。
但是问题在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
的辩证法，要么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理解成像万有定理那样的科学规律，不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必然”
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要把这种必然转变为现实，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一种类似科学规律的历史决定论，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阿格尔指出，第二国际的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观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变革，相反却认为这种变革将会作为某种自然的经济过程（马克思把它们称之为‘内在矛盾’）的功能而发生，这种自然的经济过程一定会迫使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和废除资本主义”
[65]。
要么脱离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危机，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一种非决定论式的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等。
他们虽然反对了经济主义和决定论，批评了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了革命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但是他们却使马克思主义“从一种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逐渐转变为一种同工人阶级失去密切联系的意识形态理论”
[66]。
最终的结局是马克思主义沦为一种哲学的悲观主义。
可以说，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来回摇摆，“在那些内在矛盾尖锐并导致严重危机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采取一种较科学的、决定论的立场；而当矛盾出现缓和、危机没有因此发生的时候，就出现非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
[67]。
阿格尔指出，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点是割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
的辩证法。
在阿格尔看来，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运动的揭示主要是基于一种逻辑分析，它们不仅具有永恒的价值，而且也为后来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则是基于一种经验分析，它需要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修正。
阿格尔一方面强调，“任何接受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异化和内在矛盾的基本理论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68]。
另一方面，他“反对单一而固定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相反，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是根据历史的发展来阐述事物的”
[69]。
基于以上认识，阿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形式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因此，必须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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