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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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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风俗与人心相错位的时代，卢梭的形象无处不在，塑造了法国政治话语的风格，同时又为之塑造。
他的言行里有癚妄、狂傲、忧郁、诡辩和浪漫的疯癫，有自然、质朴、美德、平等和民权，他的内心里有启蒙时代用民族语言写作的热情，以及为变革时代的人寻找心理寄托的愿望。
矛盾的精神存在于一个人格，又受制于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误读更多。
1766—1778年，他身处意见的王国，无法解脱；去世后又进入舆论的法庭，但他始终缺席；革命时代，他在政治话语里复活，却是一个任人摆弄的偶像。
王权终结后，法国在百余年里政治意识忽左忽右，卢梭思想的破坏力为人愤恨，公共舆论里出现了双面的卢梭：真诚与虚伪、古典与浪漫、入世与出世、保守与激进、自由与专制、科学与反科学、启蒙与反启蒙、革命与反革命、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说，德国思想家莱辛“在18世纪是个正在完成、却未完成的人，对于自己的时代，他是陌生人”
。
卢梭的境遇同样如此，他的精神没有凝固于某个事件，而是与时间一起流淌，在现代历史的反复与进退中不断有支持或批判的卢梭观汇入，生命意义的形象为世俗道德、政治运动和偏颇的党派纷争所淹没。
卢梭的命运如尼采所说的“有的人是在死后才出生的”
，直到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法国人的世俗政治理想实现了，往日的动乱积淀为历史意义的圆满，他的命运终于尘埃落定。
卢梭生前身后的动**命运关乎法国政治现代化之乱，但这是法兰西民族的命运。
专制制度成就一时的辉煌，却堵住了现代化的路，辉煌优雅的仪式下是分裂的民族精神，语言虚浮，人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流于虚无。
当它需要一个伟大的人物时，卢梭的幻象来了，他在变形，一次次成为革命的导师，但是除旧布新的热望无力打破制度困境，反而旧乱添新乱。
有人为此厌恶卢梭，以之为民族精神的耻辱，并想在历史中抹去他的踪迹，但这不现实，所以要接受他的存在，接受那些像他一样在旧制度、启蒙与革命年代里身不由己的孤独者，他们的故事里有风俗制度与人心之乱的源头。
法国现代化之乱是要尽力避免的，但对于法兰西民族，这样的乱有复杂的意义。
若没有1789年革命，法国是不是现在的法国，会不会是个安逸平庸的民族，并因此而承受着语言的贫困，不再有力量洞察人类命运的根本问题？现代思想中的启蒙时代会不会黯淡无光，19世纪的浪漫主义对于思考现代人的处境会不会无足轻重，20世纪的思想界是否还有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传奇？1789年革命创造了现代政治话语体系，而这套话语体系背后是人性的舞台，一群人的理想对抗另一群人的顽固，一个人的善良对抗自己的邪恶。
一个民族的历史上会有几个大时代，每逢此刻，善与恶**着身子搏击，人性承受艰巨的挑战，善之花与恶之花瞬间绽放，旋即枯萎。
1789年革命开启了这样的时代，法国人在那个时刻有不同的路。
第一条路是它承受不了人性之恶的考验，满以为大时代只能是美好的时代，所以面对出乎意料的混乱手足无措，失去改变民族命运的良机，人人躲在黑暗的洞穴里，听惯了远处的叫喊，他们知道那声音里有希望，却不愿意出来。
等大地震来了，洞穴塌了一片，幸存者出来了，踉跄地走着，他们渴望援助，但谁都不认识谁，谁也不帮助谁，于是又回到废墟里，挖更深的洞穴，在惨淡中活着。
另一条路是他们在远处声音的呼唤下，从旧制度的洞穴里勇敢地走出来，聚集在现代广场上，在光影变幻中看着使之亢奋、使之绝望的一幕幕，为民族福祉和个体权利争辩，为打破知识体系间的篱障不惜拳脚相加，未来是模糊的，但他们在破碎中看到了希望。
法国人走了这条路，守旧的力量无限强大，维新的力量不相上下，情节动**，有人流泪，有人叫好，一次次的破碎与重生造就了法国思想的人性之美和法国现代历史的悲剧精神。
[1]M.Cottret，“Rousseauisme，”
Diairedel’AnRégime，RoyaumedeFrance，XVI-XVIIIsiècle，pp.110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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