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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制度晚期的法国，普通人为了确定的身份抗争不息，但徒劳无功。
对于法兰西民族的心理困境，敢于面对真实，并在争论中寻找新社会的常识与共识是抵消动**的好方法，但承载公共舆论功能的报刊不是独立的。
在传统权威弱化的时代，出版业虽触及旧制度的运行模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初具眉目，普通人能以书报自我教育，培育独立的判断力，但王权和教权不断削弱时代舆论的批判力，普遍的不满无处申诉，申诉了也无解决的希望。
“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
[63]人是高贵的政治动物，但在此时此地不得不屈从于生存本能，权力被扭曲的欲望所污损，失却古典时代的荣耀感，降格为谋生的手段，它不能保卫崇高的理想，反而是为人取笑的行当。
英国和法国处在历史辩证法的两端。
英国人有确定的身份，不会在神秘的荒凉中**着身子狂奔，没有狂奔过，民族精神里就缺少一点野蛮的诗意。
而法国人在另一端，18世纪启蒙理性颠覆了经院传统，19世纪浪漫主义又解放了作为理性对立面的情感，20世纪当浪漫主义滑向悲观的存在主义时，结构主义作为传统哲学的对手出现，这是一次语言的革命，词语打碎了风俗与制度赋予它的意义，它也不想寄生于物象与事件，要独立地表达自我。
只是一路狂奔，代价不菲，但法国人又能怎么办？旧制度下的人性之恶会变形，无限繁衍，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赫拉克勒斯打碎了一个头，一个新的又长出来，而中间那个怎么都砍不掉。
对于不断变形的恶，劝它向善是徒劳的，要彻底消灭它，斩断恶的根，1789年革命担负了这样的使命。
它让那些藏在阴暗洞穴里的孤独者，那些因不见光亮而日益枯瘦的懦弱者，走出生存理性的洞穴。
但有些斩断恶之根的操刀手就脱胎于这样的恶，他们在欢呼的人群里四处观望、内心冰冷，不时用脏衣袖抹几把鼻涕，然后用愚弄旧制度的手法对付新制度。
对于法国旧制度的风俗，当时的人难有改善的良策，而现代史学家，虽能自由地翻阅档案，思考暴力革命的起源，却未必有事后的智慧，清楚地知道法国人如何摆脱为公与徇私的困境。
法国的旧制度确实出了问题，但比制度之祸更难以厘清的是人心之乱，制度源于人心，不公正的制度让人心更迷茫。
普遍的不公里尚存良法，却是僵滞的，或是浮动多变的，因执行者冷漠的面容与刻薄的言辞失去感化人心的力量。
若要彻底改观，首先是变革制度，还是改良人心？不变制度，如何改人心？不改人心，如何变制度？
这是个思辨的循环，制度、风俗与人心都可能是第一原因。
法国人曾陷在这个循环里，总想打碎它，却多次陷入徒劳。
启蒙思想要诉诸风俗与人心的变革，希望以全新的道德改良风俗，然而文字之力微弱，或沦落为名利场上的陈词滥调，或迷恋于清谈与幻梦，于事无补。
1770—1774年，掌玺大臣莫普（R.N.deMaupeou）力求改革司法体制，1776—1781年，任财政大臣的瑞士人内克（Jaecker）施行全面变革，在各省设立议会，限制总督和高等法院的司法权，强化社会管理和财政体系的透明，缩减宫廷开支，规范年金授予制度。
他由此被看作改变法国的希望，但相关措施仍遇到阻力，效果微弱。
对于旧制度的进退之难，塞古（OctavedeSégur，1779-1818）伯爵有评论：
人人想修复这个古老的建筑，都伸出了手，却颠覆了它。
那么多人贡献了智慧，引起的是暴乱，五十年来，人人焦虑不安的生活像一个梦，在君主制、共和制、争论好斗与哲学思想间变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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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社会问题源于法国旧制度的缺陷，所以变革制度就是自然的逻辑，但那可能是迷惑人的逻辑，总以为变了制度就能化解问题，实则不然，旧制度的弊端为改革的呼声扫过，毫发无损。
为此，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会求助于上帝，他既然创造了世界，就一定有力量重新规划善恶的秩序。
倘若教士的偏狭伤及它的权威，怎么办？倘若那个代表最高正义的力量蜕变为一套让人失望的修辞，不再有精神感召力，怎么办？1770年，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里论及宗教信仰垮塌的状况：
专制、独裁、腐化、特权、民众的迷失，要归咎于神学理念和教士的卑鄙谄媚，以上帝的名义禁止爱自由，禁止为自己的福祉努力劳作，禁止反抗暴政，禁止行使自然权利……几千年里，在神学代表里难能找到一个公正、热情、有才华和美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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