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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忏悔录》的写作：情境与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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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场争论，休谟视之为生活里的意外，希望尽快忘却；对于卢梭，那是新的开始，从前所向往的黄金时代、自然教育和契约精神，现在他觉得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揭露伪君子。
1766年卢梭逃往英国，在思想意义上，那是他带着顽疾和忧郁闯入公共空间的冒险。
误解与猜疑大肆袭来，他觉得迫害的企图无处不在，虽是假想的，却挥之不去，他要在文字世界里反击。
鉴于同代人没有公正的判断力，他就向后代人说明真相，为此专心写作《忏悔录》，在英国时两易其稿。
对于题目，到底是“回忆录”
还是“忏悔录”
，卢梭犹豫不定。
草稿上标着“忏悔录”
，致友人信中却说是“回忆录”
。
《忏悔录》出版后，它的风格为人质疑。
卢梭生前的论敌埃皮奈夫人怀疑它的真实性，1849年拉马丁（Lamartine）在法国立法议会演讲时斥责卢梭虚伪。
罗曼·罗兰批评他言辞高傲，与托尔斯泰一样亲近自然，但两人的《忏悔录》差异大，托尔斯泰有纯粹的基督教精神，卢梭放肆，有法利赛人的狂妄。
[16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耶鲁修辞学派的保罗·德曼（PauldeMan）从文本角度追溯写作情境，他觉得卢梭是在辩解，不是忏悔。
“忏悔”
是以追求真理和至善的名义克服罪孽和羞耻，是对语言认识论的运用，“辩解”
是敷衍的修辞术。
[170]
德曼分析了《忏悔录》的一个场景，卢梭、玛丽永（Marion）与丝带的故事：卢梭偷了维塞利（Vercellis）夫人家的丝带，诬陷是女仆玛丽永干的，她是个聪慧和善的小姑娘，人见人爱，却被赶走了。
卢梭对此印象深刻，1776年又在《漫步遐想录》中提及，“这个谎言的罪过够大了，我对其后果始终一无所知，内疚使我将之想象得非常严重，罪过就更大”
。
对于卢梭的目的有很多解释，1787年1月，《文学通信》（daéraire）说他偷窃成性，“头脑中满是浪漫的想法，像个受不良教育的孩子，没有谋生的本领”
[171]；加多（C.Gardou）归咎于病态的敏感，“因偷窃丝带受盘问时，他难以控制言行，所以有反常”
[172]。
但对于德曼，那不是道德问题或精神问题，而是宗教问题。
除了表达悔恨之意，卢梭阐述谎言的修辞是炫耀性的，“卢梭注重的是那个用语言构建的公共场景，偷窃的事在其中更有意义”
[173]。
要忏悔的人，写一部《忏悔录》就够了，卢梭多次提及此事，以雄辩的修辞构造了自我审判的空间，不能救赎灵魂。
“以忏悔的名义辩解，毁坏了忏悔仪式的严肃性，使之成为自我毁灭的话语。”
[174]既然忏悔与辩解是不同的风格，为什么卢梭要以忏悔的名义，而不采纳自传风格？《忏悔录》里的观念错位（信仰与自救、辩解与忏悔、现代与后代）是否意味着时代精神的变化？
一、“回忆录”
或“忏悔录”
1764年12月末，伏尔泰匿名发表《公民的感想》，在巴黎的沙龙和咖啡馆里散布。
1765年1月，卢梭获悉这篇文章，那时他在莫第埃村，面对侮辱决定写《忏悔录》，1月13日完成前言（手稿前12页，现藏于瑞士纳沙泰尔图书馆，即《纳沙泰尔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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