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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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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身后的矛盾
法国旧制度下的人是会变形的，不能说坏制度与人的变形有直接关系，但18世纪的法国却是如此。
旧制度、启蒙与革命是上演变形记的三个场景，每个场景里有很多小台子，台子上的人奇形怪状，有的笑着哭，有的哭着笑，但都戴着面具，穿着礼服，举止优雅。
对于没有身份的人，这是有**力的仪式，他迷恋于此，一次次将虚无化为实在，将卑微扮成庄严。
人的变形是对现代制度的威胁，在独立人格消失的地方，权力契约没有实践的可能，法律规范是空悬的注视，不再有规训恶的力量。
因一己之私损及普遍正义，这样的人更没有身份，在道德意义上他是施害与受害的矛盾体，在政治意义上也是个矛盾体，热心于正义，但更愿意捣乱。
变形者的生活不真不假，无是无非，一旦进入流动的历史空间，变形就再也停不下来，生前在变，死后在变，在变化中消失了存在的迹象，复归于无。
所有存在过的一点点瓦解，人的变形是对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的威胁。
现代法国早期史上有一个制度、风俗与人构成的不断变化的循环，制度让风俗变形，风俗让人变形，变形的人又会剥夺风俗制度的实践力，革命暴力的失控与此有关。
但什么是变形的第一原因，这是法国史的大问题。
一个人的命运是对时代风俗的注释，这话听起来高傲，对于卢梭却不过分，反之也成立，他的境遇里有法国风俗动乱的线索。
生前，他为病所困，一次次地对抗死亡与绝望，医生无从诊治，他在权力的追捕下四处逃亡，情感与理性失衡。
启蒙时代有一套身体道德体系，它是无形的，但无处不在。
一个人要进入文学共和国（Républiquedeslettres）[1]，并成为其中响当当的人物，首先要经过这套道德体系的审查，卢梭因为与性病相似的身体问题而为之否定；其次要依赖优雅的交往能力，但赴英避难时，卢梭与同侪的矛盾爆发了，报刊舆论以讹传讹，使其进退维谷。
他要退出文学共和国，心境不同于以往，之前渴求同代人评判是非，之后寄希望于后代人，写作风格由启蒙理性向浪漫主义过渡。
卢梭的变形记从此开始。
1766—1778年，公共视野侵入他的私人空间，有人迷恋他的雄辩文辞与古典美德，有人斥其疯癫无常、愤世嫉俗（再生的第欧根尼），有人说他谦和有礼、有天真的孩子气，有人说他高傲世故、善于伪装。
从他1778年去世到法国革命是卢梭形象最复杂的时期，源于生命体验的身体话语有了殉道的意义，但也是为人奚落的根据。
1778年卢梭去世后的四年里，他是公共舆论里浮动的幻象，一个在困苦中寻求美德的圣贤，同时又被人斥作道德侏儒。
1782—1789年《忏悔录》出版后，卢梭所描绘的现代人的心理进入了公共空间，他的心理中有坦诚，也有卑琐。
1789—1794年革命的前五年，他的形象走向极端，成为一个不受玷污的政治偶像，一度是革命意识形态。
1794年恐怖时代结束，他又回归历史领域，那时的人厌倦了革命的修辞术，要发现真实的卢梭，却难免偏颇的道德审判。
法国人打碎旧制度之际流行的是解释性的话语体系，其中有寻找新生、与故往决裂的诉求。
但政治动**无从赋予个体以确定的身份，人心越乱，变革的愿望越强烈，卢梭的形象越偏离生命意义。
生前他是孤独者，戚戚无所依，革命时代是受人仰慕的精神领袖，革命后，各类政治意识（民主、自由、平等、专制）从他的思想中寻找政治现代化的方案，却难以形成有实践力的共识，他的形象所以多变：美德之士、自然之子、无耻的疯子、有理性的疯子，心理病态、神经官能症、或源于尿道炎的智力障碍，狂热的个体主义者、专断的社会主义者、不安分的外国佬、现代社会的立法者、法兰西传统的背叛者，不一而足。
这是原告缺席的审判，卢梭承受的是有罪推定，或无罪辩护，由此成就了单向度解释学的风格。
法国革命时代，单向度解释学的语法结构是“卢梭认为……”
或“卢梭说……”
表面上这是一套夺人耳目的革命话语，实践中却有曲解。
卢梭不会在颂扬或诋毁中复活，也不能到场申辩。
所以，生命意义上的卢梭在这套解释学里是隐没的，大行其道的是政治化的卢梭、情感化的卢梭，一个停不下来的变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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