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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课时短，作业也相对较少。
教师必须具有研究性硕士学位，在儿童教学方面也要有广泛、受监督的临床培训经验。
这样，教师会得到公众的高度尊重，享有专业自主权。
当我告诉芬兰人，许多美国学生和教师在学校承受的压力和焦虑时，他们的反应是如此恐惧、难过，以至于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话题。
相反，我听到芬兰父母和老师反复念叨“让孩子成为孩子”
“孩子们必须得玩”
“孩子的工作就是玩”
后，一位芬兰母亲告诉我：“在这里，如果你不经常让孩子到外面玩，你就不是人们眼中的好父母。”
对芬兰的许多孩子来说，冒险游戏是被允许的，甚至是被鼓励的。
有一天，在大学附近的一条林间小路上，我看到一位开心的芬兰父亲在为他6岁的女儿鼓掌，她爬上了一棵很高的树，还擦伤流血了，那棵树高到让世界上许多父母都会感到惊骇。
“如果她摔了一跤，摔断了胳膊，”
那位父亲若无其事地说，“那是件好事，因为她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
按照当地的传统，我的孩子在7岁时学会了如何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安全地步行上学，这段上学旅程中包括8个街道交叉口和两条繁忙的主干道。
他当时的年龄，比美国大部分地区允许孩子这么做的年龄小了5到6岁。
在芬兰，车辆会自动停下礼让行人，特别是过马路的儿童，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程序。
当我问儿子为什么这么喜欢步行上学时，他自豪地解释说：“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
在纽约市，允许一个7岁的孩子步行上学，独自过马路，可能会导致父母在一天还没结束时就被送进监狱，不过考虑到纽约市的交通隐患，也许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喜欢在母亲的家乡度过漫长的夏天，那里是密歇根上半岛森林中一个主要由芬兰裔美国人组成的社区，离欧内斯特·海明威小时候嬉戏的地方不远。
但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很少想起芬兰。
我在曼哈顿的操场和水泥混凝土建筑里度过了剩余的童年时光，在那里，我的父母参与创办了卡德蒙学校，那是纽约市第一所现代蒙台梭利小学。
我隐约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感觉，我自豪地坐在自己的桌前，开启了一段充满发现、探索、实践和自己主导的创造性玩耍的早教旅程。
在所有的这些地方，为什么我偏偏来到了芬兰？2012年，在帮美国民权英雄詹姆斯·梅雷迪思撰写回忆录时，我们采访了一个美国顶尖教育专家小组，询问他们对改善美国公立学校的看法—这是一件梅雷迪思特别热衷的事情。
其中的一位专家，哈佛教育研究院的著名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回答说：“向芬兰学习，那里拥有最高效的学校，它的做法与我们在美国的做法正好相反。”
加德纳还建议美国人阅读帕西·萨尔伯格的《芬兰课程》，我很快就读了。
并发现这本书是如此引人入胜，让人想一探究竟，于是我在帕西访问纽约期间找到了他。
“来芬兰看看，”
帕西告诉我，“你就会明白，如果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教育家和学者资源，美国的学校将会变得多么强大。”
帕西解释说，这个秘密很简单。
芬兰的学校体系是建立在美国率先提出的理念之上的—如教师专业精神、教育研究与创新、合作学习、培养孩子全面发展、通过玩耍学习—芬兰只是坚持了这些理念。
帕西解释说，芬兰是一个由教育者而不是政治家或其他人管理学校的国家。
芬兰的教师是世界上最训练有素的教师群体之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芬兰意识到，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通用的标准化考试制度，因为在这个制度的最前端，也就是教师队伍中，已经“内置”
了极高的教学质量和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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