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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我总结的五点看，可以清晰地看出，孙犁先生这时候所指出的朴素的敌人，除了抒情过多这一点，其余四点，已经不局限于文本创作本身，而是从纸上功夫扩延到生活、思想和我们文学潮流的诸多方面。
为什么我们有的小说写成闹市一样热闹却未给人留下印象？为什么我们愿意在作品中卖弄和轻浮却受到追捧？为什么我们愿意并热衷于孙犁先生所讽刺的像上帝创造了人一样神奇的所谓英雄？如果1954年孙犁先生所指出的性格、心理和风景描写上出现过的朴素的敌人，属于纸上功夫，只是外功，那么，1981年孙犁先生所指出的这样五个朴素的敌人，则是作为作者的我们需要修炼的内功，要有一份对文学现实与自身的内外两重世界清醒的体认和真诚的自省。
朴素的敌人，是孙犁先生写作一生的敌人，也应该是我们一切写作者所需要格外警惕的敌人。
可贵并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孙犁先生这样认识了，便这样实践了。
在这同一本《尺泽集》里，我们可以找到范本。
我仅从《报纸的故事》和《新年悬旧照》两篇散文谈起。
《报纸的故事》是名篇，发表近四十年来，入选多种选本。
散文写的是年轻时在乡间艰难生活之际，好不容易订一份《大公报》，仅仅订了一个月。
夏天雨打湿浸坏了顶棚和墙壁，只好用这一个月的报纸糊顶棚和墙壁。
如果仅仅这样写，然后抒发一下对艰难日子有报纸读的怀念，和对家人在艰难生活中从牙缝里挤出的钱的感念，常是我们愿意写的或常常读到的怀旧文章之两翼：苦难中的亲情与心底的向往。
而且，我们极其愿意渲染一下日子的艰难，觉得那样才能够映透读报的不容易，亲情的可贵，和对报纸的渴望，便也是对远方和未来生活的渴望，报纸便可以成为一种象外之意，让我们的文章多些姿彩和升华。
孙犁先生没有这样写，前面写生活的艰辛，写订报的不容易，写读到报纸的喜悦，都没有任何的铺排，没有一点的渲染和抒情，只是实实在在地写，没有任何花活，即孙犁先生说过的“卖弄”
，绝不让文字中显示出一丝一毫的“轻浮”
。
但是，在结尾处：“妻刷糨糊我糊墙。
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喜爱的文章了。”
一下子，订了这一个月的报纸，被赋予了情感和形象，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感慨，多了一种耐得住咀嚼的人生的多重滋味。
这便是朴素的力量。
《新年悬旧照》，写的是两张老照片的故事。
一张是孙犁先生年轻时的照片，他离家抗战，把照片留在家里，日本鬼子进村了，看见了照片，要抓照片上的人，在大街上抓到一个长相相仿的年轻人。
抗战胜利后，孙犁先生回到家，妻子对他说起照片的事，对他讲：“你在外头，我们想你，自从出了这件事，我就不敢想了……”
写得真的是好，就这样简单，却这样感人，便是朴素的力量。
另一张照片，是1981年要编选文集时朋友提供给孙犁先生1945年在蠡县照的，照片上他穿的那件棉袄，是妻子缝制的。
“时值严冬，我穿上这件新做的棉衣，觉得很暖和，和家人也算是团聚在一起了。”
写得比第一张照片还要简单，却一样感人。
如果，非要在看到这张旧照片后多一下抒情，或议论，哪怕只是一句，还会像现在一样让我们感动吗？如果把“和家人也算是团聚在一起了”
这一句中的“也算是”
这三个字去掉（会有人觉得多了这三个字，显得心情没有那么英雄气呢），还会让我们品味得出战争生死颠沛中对家的那一份感情的五味杂陈吗？
还是在《尺泽集》里，孙犁先生由衷喜欢贾平凹早期的散文作品，他在评点贾平凹的《静虚村记》和《入川小记》时，特别说了“细而不腻”
和“低音淡色”
这样两点特色，他说：“这自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境界。”
显然，“细而不腻”
和“低音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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