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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次年正月，才被统治者用狡诈的手腕镇压下去。
[27]此外，在山西、北直隶以及南直隶北部，都爆发了农民反政府的起义。
在大顺军占领整个黄河流域以后，就根本改变了当地阶级对抗的局势，小股的农民起义，像江河入海一样同大顺农民革命汇合在一起。
南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这里发生的起义一般都比较分散，规模也比较小，特别是在时间上晚于北方的农民起义。
大约在崇祯十年以后，南方的农民起义才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例如，湖广有临武、蓝山的所谓“矿贼”
，声势最盛时曾达到“残破三湘，直至洞庭”
[28]的规模；广东有“阎罗总”
等山寇；福建有姜世英起义，“纠众数万”
，攻入广东饶平、大埔地区，一度包围了潮州[29]；江西有吉安的吕疲子起义以及万载的丘仰寰领导的棚民起义，等等。
这些起义都打击了当地的明政府和乡绅势力，但在规模和作用上，毕竟不能同起自陕西的农民军相比。
在南方，利用宗教组织群众展开斗争还比较常见。
明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民群众利用秘密结社进行反政府的活动是非常普遍的，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是如此。
然而，北方农民在宗教掩护下举行起义一般是早期的现象，如著名的徐鸿儒、于弘志起义，便是在天启年间爆发的。
到崇祯年间，河南杞县还爆发过白莲教起义。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起义群众已经不需要借用宗教的说教，而是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张；起义的领导者也不再需要利用秘密结社的方式来组织群众，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在群众的自发的武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
所以，尽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各种秘密结社在北方各地进行过长期的活动，拥有大量信徒，但在农民起义进入**以后，秘密结社却成了一种过时的形式而被淘汰了。
南方的阶级矛盾虽说也尖锐，但相对而言不如北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抗活动，仍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
崇祯十一年二月，江西有“铅山妖人张普微，倡无为教聚众起兵”
[30]。
崇祯十六年，江西龙南、定南又有“密教杨细徕以妖言惑众”
。
史载：“细徕系定南何氏家奴，流浪外乡数载。
突归，自称遇师指引，今当弥勒下界，谬以天翻地覆、铜风铁雨恐吓愚民，必入其教始得免劫。
因是煽惑男妇以千万计，立教堂于定南县樟田，密约从教者俱于本年六月初一日齐赴龙华会。
一时愚民轰动，有弃其父母妻子产业而不顾者。
至晚，细徕密谕腹徒，各选精丁，授以兵具，诡云至下历司踏胜地举刃疾呼，其城自崩。
至司试其术不验。
营兵发炮伤数人，众悉奔溃。”
杨细徕也被俘杀。
[31]
在指出南方的农民起义相对落后于北方的同时，也应当看到随着明末农民战争的迅猛发展，明王朝统治危机的全面加深，南方同北方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这首先表现在，崇祯后期爆发于南方的一些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和斗争目标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其次也反映在明王朝覆亡后，南方各地奴变、佃变的广泛发动方面。
先说第一点。
崇祯末年，南方的某些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很值得注意，它们往往体现了农民们在政治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觉悟水平。
崇祯九年，湖广临武、蓝山的农民和矿徒起义，领导人郭子奴自号铲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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