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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两口子在家里说些不要紧的话。
按道理不必加锣鼓点了，可是你仔细观察一下京剧每当反映这类情节时，依然给加上了。
加在哪里了呢？比如，丈夫讲了一段比较长的话语，如果让他一口气像数快板一样讲下来，就没意思了。
如果根据他讲的内容，也在当中可以划一个句号（或者分号）的地方，用小锣轻轻地敲它一下：“Dei！”
于是就把很长的一段话给分割开了，这样讲话的层次也就更鲜明了。
举这几个例子的目的，是说明生活本身可以“艺术化”
，用锣鼓可以修饰、调整本来平淡、拖沓、冗杂、呆板的现实生活。
但是，事情还可以反过来再想，就在人们的内心之中，是否本来就存在着“锣鼓”
？让我把话说得再明确一些——生活“艺术化”
时，锣鼓是从外边硬“贴”
到人物行动上面去的，经过这一“贴”
，也能美化人们的观感、愉悦人们的感官。
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内心在进行心理活动（并由此产生相应的形体活动）时，有没有“锣鼓”
存在并制约着这些活动的进行？
我说是有的。
是“心中锣鼓”
的存在，才导致出舞台上的锣鼓敲得震天价响。
人们在想事情时，怎能没有“锣鼓”
呢？比如《群英会》，讲的是曹操率领八十三万人马进军江南，他虎视眈眈，踌躇满志，不可一世。
可《群英会》里曹操第一次上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演出中，一直都是比较草率的。
那时曹操这样出场：四名兵士引导曹操上来，曹操唱过四句西皮摇板，坐下；然后蒋干上场，报告从周瑜处盗来书信之事；曹操一听不高兴了，立刻杀掉蔡瑁、张允；杀完之后，才又猛然醒悟，知道上了一个大当……这样处理，曹操一上场就处在绝对的劣势，不但和历史上的三国实际情形大不一样，而且就戏论戏，也觉得没有形成对峙，**起不来。
著名花脸演员袁世海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对这段戏做了两次大的修改。
第一次是改变了西皮摇板的唱词。
原来突出曹操下江南的目的，仅仅是“造下了铜雀台缺少二美”
，袁世海改过的唱词，则突出了曹操军事家、战略家的气度。
第二次的改动更加重要，就是曹操一出场的脚步变了，脚步的变动引出锣鼓的变动。
他为曹操设计了一种“涮八字”
的走法，把身子重心放低，两脚的“八字”
步“撇”
得更远，并且是呈弧线状“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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